月）、“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每句农谚都有解释，配上简单插图。

安全知识是郑老汉的地盘。他讲得生动：“防火就像防贼，灶前清干净，柴火放远点。”“防匪要耳朵灵，听到锣声别往外跑，上墙！咱们的墙高，土匪爬不上来。”“防灾……地震来了往空地跑，别往屋里钻，屋塌了压死人。”配图是郑小虎画的，虽然抽象，但动作夸张，孩子们爱看。

道德规范部分，王秀才憋了半天，最后写了十条，都是大白话：不偷别人东西，不欺负弱小，说话要算话，借东西要还，看到别人有难要帮忙，做了错事要认错，等等。每条后面跟个小故事，有的是历史故事（孔融让梨），有的是新家峁的真事（张三捡到钱还失主）。

律法基础最简单，就是把联盟的规章制度用孩子能懂的话写出来。李健亲自写：“咱们为什么要交粮？因为联盟要用粮养民兵保护大家，建学校让孩子们读书，请郎中给大家看病。为什么要守纪律？因为一个人乱来，比如乱扔垃圾，可能让全村人生病；比如打架，可能引发大冲突。守纪律是为了大家好。”

《常识册》印出来后，不仅孩子看，大人也看。很多成年人不识字，但看图能懂，听孩子念能学。有次李大嘴看见一个老汉蹲在路边，举着《常识册》的“卫生篇”对着太阳看，嘴里念叨：“喝开水……喝开水……我说我老是拉肚子，原来是喝生水喝的！”

四册教材编写完成时，已经是初夏。活字刻了八百多个（常用字加偏旁），排版技术也熟练了。李定国带着印刷组（五个手脚麻利的学生），日夜赶工，印出了六百套教材。虽然纸张是粗糙的草纸，墨色深浅不一，有些页还印歪了，但厚厚四册，捧在手里沉甸甸的。

教材发到学生手里那天，学堂像过年。孩子们排着队，一个一个领书。领到的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有孩子当场翻开，指着字念：“人……口……手……我会了！我会了！”

红丫——那个第一个报名的小姑娘——领到书后，跑到吴先生面前，深深鞠躬：“谢谢吴爷爷！我……我一定好好学！”

吴先生眼圈红了，摸她的头：“好孩子，好好学。学好了，将来当先生，教更多的孩子。”

教材不仅用于学堂，还用于夜校、扫盲班。李健规定：所有十六岁以下必须上学，旷课扣家长工分；十六岁以上鼓励上学，上学期间记一半工分（相当于带薪学习）；扫盲班免费，学会五百个字奖励十工分。

开始有些家长嘀咕：“孩子上学耽误干活……”“大人上学，谁挣工分养家？”

李健让苏婉儿算账给大家听：“一个孩子上学，一年联盟补贴三百工分，相当于白得三百斤粮。你让孩子放羊、砍柴，一年能挣这么多？而且孩子识字了，将来能当先生、当账房、当技术员，一个月挣的工分顶你干三个月。大人上学，虽然只记一半工分，但识字了能当小组长、当记录员，工分更高。这是投资，不是浪费。”

账算明白了，大家都支持。甚至有些老人，六七十岁了，也颤巍巍地去扫盲班，说“死之前要认几个字，不然白活了”。

教材的实用效果，很快显现出来。

春耕时，孩子们学了“二十四节气歌”，回家背给父母听：“爹，清明到了，该种瓜了！”“娘，谷雨要下雨，赶紧播种！”父母将信将疑按着做，果然庄稼长得好。

夏收时，学了算术的孩子，帮家里算产量：“咱家这亩地，打了三石麦子，交税三斗，留种五斗，还剩一石七斗。够吃三个月！”算得清清楚楚，不怕粮官克扣（虽然新家峁没粮官，但习惯难改）。

秋粮入库时，几个算术好的孩子被抽去帮忙记账。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数目清楚，进出明白。孙账房看了直点头：“这些孩子，比县城粮店的伙计强！”

连卫生习惯都改善了。孩子们学了“喝开水”，回家监督父母；学了“勤洗手”，吃饭前非要全家排队洗手；学了“垃圾入桶”，看见乱扔的就喊：“书上说了，乱扔垃圾生蚊子，蚊子传疟疾！”

李大嘴有次偷偷往路边扔了块果皮，被他八岁的儿子逮个正着。儿子叉着腰，学先生的样子：“爹！《常识册》第15页，第三条：垃圾入桶，违者罚扫街！你要我告诉李叔吗？”李大嘴赶紧捡起来，讪笑：“爹错了，爹错了……”

教材成了新家峁的“软实力”，也成了对外展示的窗口。周边村子听说新家峁有免费学堂、实用教材，羡慕得眼红。赵家庄的村长厚着脸皮来，想买几套教材。

“李盟主，我们村也想办学堂，可没教材……您这教材，能卖我们几套吗？我们出粮食换。”

李健想了想：“卖可以，但很贵。一套教材，要一石粮。”

一石粮，一百二十斤，够一家人吃一个月。赵家庄村长咬牙：“买！买五套！我们几个村合着用！”

教材流传出去，新家峁的名声更响了。有人说：“新家峁的孩子，七八岁就会算账识字，比县城的孩子还强！”有人说：“他们那教材，画的图真好看，字也实在，不搞虚的。”

而教材的编写团队，也在实践中脱胎换骨。吴先生从老学究变成了务实的教育家，不再张口闭口“子曰诗云”，而是说“这个字孩子用得上吗？”；王秀才从死读书变成了实用主义者，现在教道德规范，全用身边例子；李定国更是成长飞快，不仅教学有一套，还开始思考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