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北方的长城脚下。

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往年只能种些荞麦、燕麦，产量极低。但今年，这里出现了奇迹。

在一片沙土地上，老军户马大川正在收“抗旱土豆”。这是河套格物院专门为干旱寒冷地区培育的品种，耐寒耐旱，产量虽不如南方的品种，但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是破天荒的收成。

“马叔，这一亩能收多少？”驻守榆林的千总王勇带着几个士兵来帮忙。

“王千总！”马大川立正行礼——他原本是卫所军户，去年卫所改制，老弱转为民户，分到了土地，“这一亩，少说一千二百斤！！”

王勇蹲下，拿起一个土豆仔细看：“不错，个头均匀，没病虫害。马叔，您这地，以前种荞麦亩产多少？”

“不到八斗。”马大川感慨，“总兵大人来了之后，先是组织我们修水利，引无定河水灌溉；又发这抗旱土豆种子；农技站还教‘沙地改良’...这才一年，地就变了样。”

榆林府是边防重镇，以前军户民户都苦。军饷拖欠，民税沉重，加上气候恶劣，百姓逃亡严重。李健主政陕西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边防，清退喝兵血的军官，补发军饷，改革卫所制度。

军户中，年轻力壮的编入新军，老弱病残和家属转为民户，分给土地。同时从河套调来水利专家，在榆林修建灌溉系统。

“马叔，收完土豆，打算种什么？”王勇问。

“农技站建议种‘冬小麦’，说是新品种，耐寒。”马大川说，“还建议我在田边种沙棘，既能固沙，果子还能卖钱。”

“沙棘？”王勇好奇。

“对，河套那边推广好几年了。沙棘果能制醋、酿酒，叶子能当饲料，浑身是宝。”马大川如数家珍，“农技站说了，榆林要建沙棘加工坊，专门收购沙棘果。”

王勇点头。他是河南人，几年前投奔李健。最初他也不理解，一个小小的河套，为什么这么重视种地、修路、办学校。但几年下来，他看到河套从一片凋敝变成今天这番景象，终于明白了总兵大人的深谋远虑。

有粮，民心就稳；有钱，军队就强；有路，政令就通；有学校，人才就源源不断。

“马叔，”王勇正色道，“总兵府有令，边防军户转为民户的，子弟可以优先报考‘军事学堂’。您家二小子马小军，不是十六了吗？要是想从军，可以报名。”

马大川眼睛一亮：“军事学堂？是培养军官的吗？”

“对。学制两年，学文化、学军事、学枪炮。毕业后授军衔，从排长干起。”王勇说，“比咱们这些大老粗强多了，将来前途无量。”

马大川激动得搓手：“我...我回去就跟小军说！”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一辈子在榆林戍边，最后冻死在城墙边。想起了自己，当了三十年军户，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现在，李总兵取消了户籍的限制，他的儿子有机会当军官，学文化，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王千总，”马大川忽然问，“咱们总兵大人...到底想做什么？”

王勇看着远方蜿蜒的长城，沉默片刻，缓缓道：“马叔，总兵大人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新世道、新天下。”

马大川文化不高，但这句话他听懂了。他想起农技站发的《大同书》里，好像就有这句话。

“能成吗？”他喃喃道。

“已经在成了。”王勇指着眼前的土豆田，指着远处新修的灌渠，指着更远处榆林城里新建的学堂，“这不就是吗？”

马大川重重点头。是啊，这不就是吗？

十一月初六，西安总兵府。

黄宗羲的案头堆满了各地送来的收成报告。这位曾经作为明末清初思想家之一的名士，如今是总兵府的首席谋士之一，主管民政。他已经三天没怎么合眼，但精神却异常亢奋。

手中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面前的账册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旁边，顾炎武、方以智、侯方域等主要人员也在各自忙碌，整个政务厅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兴奋的气氛。

“延安府：玉米种植十五万亩，平均亩产二石八斗，总产四十二万石...”

“汉中府：土豆种植十万亩，平均亩产一千八百斤，折粮三百六十斤，总产折粮一百零八万石...”

“西安府：红薯种植十五万亩，平均亩产一万八千斤，折粮四千五百石，总产折粮九十万石...”

“榆林府：抗旱土豆种植二万亩，平均亩产一千二百斤，折粮二百四十万斤，总产折粮四十八万石...”

“凤翔府：改良谷子种植八万亩，平均亩产二石二斗，总产十七万六千石...”

一笔笔，一县县，数字累加起来，变成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

顾炎武的手微微颤抖。他反复算了三遍，结果都一样。这位以博学严谨着称的学者，此刻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总兵！”他抱着账册快步走进李健的书房，“出来了！全出来了！”

李健正在和卢象升、曹文诏、李定国等人商议军务，见状一愣：“什么出来了？”

“粮食！陕西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顾炎武声音发颤，“初步统计，已经突破九百万石！等偏远州县的数据报全，很可能达到一千万石！”

书房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被这个数字震住了。

李定国先反应过来：“多少？一千万石？顾先生，你没算错？”

“算了三遍。”顾炎武斩钉截铁，“而且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