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导火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就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真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有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马厅长虽然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他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马厅长安心。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什么叫政治优先？易处长说：“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我说：“要加快进度。”又说：“留一条通道吧。”他还想解释，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

八十

马厅长现在最关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去向。他才六十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十九岁，要他去颐养天年，那就是要了他的命。两年前，市第三医院一位主任医生在退休之后，精神很快就崩溃了，整天在家里念叨：“怎么不让我作贡献？”家里人也没有特别在意。谁知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他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件事我非常为马厅长担心，把深山中驰骋着的一只虎突然关进笼子，那是什么滋味？这些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扶着走过来的，凭良心我也得为他担忧。可他要是真的坐在一个什么位子上，比如说省人大的委员常委，或者卫生厅的巡视员，还能够影响厅里的行政，那又是我最担心的。他在厅里的根很深，他在那个虚位上发出一种声音来，也会有人呼应。我想如果厅长的人选不是我，那我也没办法，如果是我，我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有一天马厅长把我叫去说：“最近几天省里可能会找你谈话，你把厅里的工作做一个全盘考虑，准备一下。”我前趋了身子说：“如果是上面的政策，要一刀切，我们也没办法，从心里说，大家都是愿意马厅长带领大家干的。”马厅长轻轻笑一声，显然不太相信这些话，我也就不多说了。他说：“我今年不到六十，精力还可以，你看我做点什么好？”他做了一个手势，“钓鱼？”我马上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上面反映一下，能不能在卫生厅设一个巡视员或者督导？卫生厅还是不能没有马厅长的。”他摇头说：“一把手退下来做巡视员的几乎没有。”我说：“卫生厅有卫生厅的具体情况，有机会这个话我是要说的。”又说：“还有人大呢，上面总要考虑一下吧，至少是政协。”他说：“政协就没什么意思了。”这样我知道他的目标是到人大去占一个位子，就说：“说起来人大常委里也应该有卫生系统的人，事关全省人民的健康，在人大里也应该有我们的声音。”他说：“你这种看法与我的想法比较接近，省里的人如果谈到这方面，你把你的想法向他们汇报一下。”我马上说：“不是汇报一下，而是代表我们省卫生系统提出要求，强烈的要求。”他微微点点头，这个话题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他又仔细地交待了怎么跟省里的人谈话，大概要准备哪些方面的内容，我都拿笔记下来了。

说完话我准备离开，站起来走到门边，马厅长在后面说：“小池你过来。”我走到他面前站住了。他也不喊我坐，低了头不做声，两只手掌慢慢地来回搓着，好一会儿对椅子点一点头，我就坐下了。他说：“鸟之将去，其声也哀，人之将去，其言也善。我们今天好好说说话吧，以后还不知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我马上说：“以后的工作都离不开马厅长您的指导。”他有点悲伤地笑笑，不置可否。停了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