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都看到了什么。他一开始就告诉了我时间：下午四点零八分。

“我们不能不知道时间。我们谈论着老年、死亡，也就是在谈时间。过期之时。”

停顿了一下后，他补充说：“7月，7月19日。”

我期待着他说出年份，他没有。人们怎么从自己的窗口看这7月19日，那么多人出生和死亡，这一天完全如同另一天？

他给我描绘了花园，然后是绿莹莹的河谷，一种浓烈的、鲜活的绿，更远处，森林，又高又绿。他窗下的花园中，一家子野火鸡。鸡妈妈带着九只小鸡，鸡爸爸不在，在书房。一些松鼠。两只迟疑的年幼狍子。一只懒洋洋的胖猫。

“一个天堂！一个天堂，不是吗？”

“是的，我一点儿都不厌烦。我有书在书架上，有词语在我心中。”

“它们都将消失。”

“你是说，那将不再是我的书，我将不再在他们中间吗？”

“你羡慕那些留存下来的人吗？你后悔要跟他们分开吗？”

“羡慕？那些留存下来的人不会永恒不死。他们生活在暂时中。当他们将来消失时，人们还会在一段时间里怀念他们：家人，朋友，书籍，照片。直到最后一丝痕迹被抹除。至于什么时候，那并不重要。是的，当人们想起那些珍爱的生命存在时，不免会有些眩晕。即便人们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人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还在那里，某个地方。我们疲惫的星球也将消失吗？真可怕，不是吗？”

“你希望在彼界见到某个人吗？”

“哦！是的。我父母，时不时地。还有其他人……总是那样的，时不时地。假如我们保留着对他们的记忆，那就够了，那更保险。没有令人沉闷的变化。”

我问他如何看待最后的时光。延长到无限，还是很简短，短得如一记抖动？

我认为自己很屈从，平静，生物学上的平静，就像以前我那遥远故国的一个对话者说过的那样，但终结的想法毕竟还是压垮了我。无能，遗憾，不可逾越，即刻就掏空了我的力量，如同一种感觉上的赎罪，一种惩罚，毫无漏洞。

“我不知道，我没想到那个瞬间，这个想法令人难以忍受，”戈拉不太相信地回答我说。

实际上，我们说的不是老年，而是生命。老年是趋于缓慢的生命，但还是生命。脆弱的，缩减的，但还是生命。没有生命，死亡就不存在。

“物质的死亡？生命物，有机物。关于超越还有什么？祈祷，书籍，手稿，乐谱，素描，试图挑战物质，同时它们又再现物质。虚荣？”

“强度。并不比其他的虚荣更无用。我们无比优越的强度。我们的礼物和我们的给予方式。”

“如同爱情？”

这问题难倒了他，我意识到了，我听到他神经质地把手中的纸页抖得沙沙响，还把眼镜扔到桌子上。

我从悼文中摆脱出来，带着一种童稚的忧伤。

说到戈拉，我心中总是装着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或者兴许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少年，尽管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十八岁、二十五岁、再后来，还有更后来的种种犹豫，种种狂热，以及种种失败。但是小男孩或少年郎始终在那里，在一个不一样却又是同一个肉体中，是同一个，然而带着另一种精神。就如同昨天。它什么时候消逝的？真的消逝了，没有丝毫拖延？

一个星期前，露问我是不是打算立个遗嘱，让人们把维持生命的仪器从我身上摘开，就像她想做的那样，我回答说，我不愿那样。她不能从她最后一个牺牲者身上摘除那维持折磨的邪恶仪器，我的遗嘱将禁止这一解脱。并不是因为我希望出现一个奇迹，能依靠某种说不定哪天问世的神妙药物，或者肌体自然出现难以置信的突然转机，来阻止死亡，而是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疾病是生命的一部分，即便是在无意识的极端形式中。谁又能确切无疑地肯定，垂死者表面上彻底的健忘症是绝对的？帕拉德会认为我有道理，他相信一个代码的世界，有神秘的形式，有公开的、无尽的转型，相信神奇的和无法预料的变形。伊齐·科齐会认为我有道理，他也一样，总是重复说只存在着生命，仅此而已，按照古人的信仰，是它引起精神官能症，我们的焦虑，我们的，被拒第二次机会的人，得不到救援，被无情赶往一个预料中的方向。

露似乎被我的坚持弄得有些慌乱，但对自身的终结却始终断然决然，无论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刻。每人都接受了他人的愿望，以严格地签字生效的法定文本的形式。

第二天早上，我向她显示了我们的脑袋头一夜留在枕头上的压痕，我建议她好好想象一下保留了那人痕迹的枕头，这人突然去世，被人抬出房间。这个人，你跟他分享着眠床和时光。突然间，时光空了，房间空了，只有枕头上留下了无法一直保留的痕迹。

“你能想象吗？”

“我能，但我不愿意。我们在找到对方之前绕了太长的弯子。”

她的目光认定，迟来者没有脱身之计，没有，我确实没有，我也不想有。

她向来接受含糊的警告和混乱的预感，但她经历着某种形式的再生。她走出了流亡肇始就彼此连在一起的疾病与痛苦。这就如同一种病愈，她说。她那美丽的双手等待着我这个迟到者。

她从无法适应现实这种巴洛克式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变得在热情如火中更真实，在紧张的压力中更美丽。

时光对我们的绕大弯表现出了耐心，现在，它诡诈地减缓了它的节奏。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孤独，我们置身其中的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