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科告诉达格妮，“他们一定会很喜欢对方的。”

达格妮的童年一直是生活在未来之中——在那个她渴望发现的世界，她不必再有轻蔑或厌烦的感觉。不过，她每年都会有自由自在的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当中，她可以生活在现在。当她飞跑着冲下山迎接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时，便是从监狱中的释放。

“嗨，鼻涕虫！”

“嗨，费斯科！”

起初，他们都恨极了自己的绰号。她曾经生气地问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鼻涕虫’的意思是火车头炉膛里的大火。”“你从哪里知道的？”“从站在塔格特熨斗旁边的那位先生那儿。”他讲五种语言，英文说得不带一点口音，是那种准确、有教养，又故意夹杂着俚语的英文。作为报复，她叫他费斯科。他大笑着，既开心又有点恼火，“如果你们这些野人非得糟蹋你们这座伟大城市的名字，至少别糟践到我头上来呀。”不过，他们慢慢地都喜欢上了他们的绰号。

那是从他们在一起的第二个夏季开始的，当时他十二岁，她十岁。那个夏天，费斯科每天清晨都会失踪，没人能发现其中的缘故。他天还不亮的时候就骑车跑掉，然后按时回到露台，坐在午餐用的白色水晶制成的餐具面前。他很有礼貌，非常准时，还有一点儿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达格妮和艾迪问他的时候，他大笑着，拒绝回答。在一个凉意袭人、天刚蒙蒙亮的清晨，他们曾想跟踪他，但最后只得放弃，如果他不想被人跟踪的话，没人可以盯得住他。

过了一阵子，塔格特夫人开始担心起来，决定搞清楚。她一直没弄明白他是怎么绕过了童工法去工作的——他与调度员私下谈好——负责替他在距此十英里外、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的一个分点跑腿。那个调度被塔格特夫人的亲自登门拜访惊呆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替他跑腿的居然是塔格特家的客人。当地铁路的员工们都管这孩子叫弗兰克，而塔格特夫人也不愿意把他的全名告诉他们，只是说他的工作没有被父母许可，必须立即停止。那个调度员很不愿意他走，说弗兰克是他们用过的最好的一个跑腿的。“我绝对想留下他，也许我们可以同他的父母做个交易？”他请求说。“恐怕不行。”塔格特夫人含糊地搪塞过去。

“弗兰西斯科，”她在回家的路上问，“如果你父亲知道的话，他会怎么说？”

“我父亲会问我活儿干得好不好？他就想知道这个。”

“行了，我可是认真的。”

弗兰西斯科非常得体地看着她，他的彬彬有礼是出自几个世纪积淀下来的教养和礼仪熏陶，但他眼里的某种东西令她对他的礼貌仍有所怀疑。“去年冬天，”他回答说，“我在一条运送德安孔尼亚铜矿产品的货轮上当服务生，跟船一起走了。我父亲找了我三个月，但我回来后，他就是那样问的。”

“这么说，你的冬天就都是这么过来的了？”吉姆·塔格特插嘴道。吉姆的笑里有种胜利的味道，是找到了让他感到轻蔑的理由的胜利。

“那是去年冬天，”弗兰西斯科愉快地说，语调还是一样的天真和随意，“前年的冬天我是在马德里过的，在阿尔巴公爵的家里。”

“你为什么想在铁路工作？”达格妮问道。

他们站住，互相看着对方：她的眼睛里有一丝钦慕，他的则是捉弄，但那不是恶意的捉弄——而是含笑的致意。

“去尝尝那是什么滋味，鼻涕虫，”他回答说，“还有就是让你知道，我在你之前就已经在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工作过了。”

达格妮和艾迪利用冬天去学一些新的花样，希望能让弗兰西斯科吃惊，并且能赢他一次，却从来没成功过。他们给他一种他没玩过的游戏，告诉他如何用球棒去击球，他盯着他们看了几分钟，然后说：“我觉得我明白了，让我试试。”他用球棒把球打得越过整个球场，从另一端的橡树梢上高高地飞了出去。

在吉姆得到一艘汽艇作为生日礼物时，他们全都站在码头上看教练教吉姆驾驶。他们以前谁都没开过汽艇。外形像子弹一样的汽艇，闪着白色的亮光，在水面上笨拙地摇来晃去，留下一长串颤抖的波纹，发动机突突地哽咽着，坐在吉姆身边的教练得不断地从他的手中抢过方向盘。吉姆突然莫名其妙地仰头冲着弗兰西斯科大喊：“你觉得能比我开得好吗？”“我能。”“你试试！”

船靠岸后，两人从船上走下来，弗兰西斯科溜到方向盘后面。“等等，”他对站在岸上的教练说，“让我瞧瞧。”然后，教练还没来得及动，汽艇便像从枪里发射出去一样，蹿向了河中央，他们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船已经闪电般地远去。在它渐渐消失在远处阳光里的时候，留在达格妮画面当中的是三条直线：船的尾迹，发动机的轰鸣，以及方向盘后面驾驶者的目标。

她注意到了父亲在看着快艇远去时脸上奇怪的神情。他一言不发，站在那里看着。她想起，曾经有一回也见到过他这个样子。那一次，是他在检查弗兰西斯科制作的一个复杂的滑轮系统。弗兰西斯科那时十二岁，自告奋勇去做一个可以到达岩顶的升降机。父亲在教达格妮和艾迪在哈德逊河边的岩石上跳水。弗兰西斯科计算用的纸片还扔在地上。父亲把它们拾了起来，看了看，问道：“弗兰西斯科，你学了几年代数？”“两年。”“谁教你做的这个？”“哦，那是我琢磨出来的。”她不知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