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是好的，就应该从善如流，不该反过来问智慧有何用处。知识分子比较聪明，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则比较笨，这该是不争的事实。假如连这一点都有了问题，那么辩也无益。知识分子拥有智慧，故而为人所敬，这个情况比较好；倘若到了掰手指来算自己有何用处的地步，那就叫四两棉花，不弹（谈）也罢。

至于说学问有“器物之用”，“制度之用”，乃至无用为大等等，也是很古怪的说法。一般来说，理论物理没啥大用处。如此说来，大家尊敬爱因斯坦，就是敬他“无用为大”了。可能人文学者是这么想，但我不这么看。全世界学了点理科的人都知道他有些惊人的想法，故而双挑大指。这就是说，智慧本身就是尺度。有了种种学问之后，一个聪明人的结论是：人有了智慧才能有出息。倘若一一去算某个学问有什么用，那还是没开窍。

当然，现在到了大家考虑自己所治之学有无前途的时候了。我的意见是，假如此门学问里真的包含了智慧，想着有意思，那无论如何也要弄下去——我不信会饿死。假如这个学科本身毫无智慧，尽在那里扯淡，就不如早散。我这些想法十足西化，而且好像都已写过了，所以不想再写什么。

我的小说还没人要译。近来还在写小说。这期《花城》有一篇，毒汁四溅。

王小波敬上6月23日

致沈昌文

昌文先生：

来信收到。听说先生退休，不胜惋惜。我们夫妇素来麻木不仁，听到这个消息也惊诧不已。此事若出在前两年，中国的文化事业就要全军覆没；现在出这样的事，损失小了一些，对读者、对作者，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先生离开了《读书》，一定还要做文化上的事。现在多少真正的老先生都在忙着。以先生的身手，一定可以大有可为。

新春在即，恭贺新喜。

王小波李银河敬上

96年2月17日

致高王凌

高王凌：

看了你在《知识分子》上发的文章，觉得很有启发。

我相信你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在传统社会中的中国经济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求温饱的存活经济。从它与环境、生产方式、思想文化的适应等方面来看，这种经济是相当成熟而且完备的。

2.存活经济的生命力。如你指出，清代的经济不存在穷途末路的问题。在人口的压力下（或曰生存的压力下），这种经济也能继续变革，以延长其寿命。

3.存活经济内产生的异己力量遭到政治权力的扼杀，如对工商业限制等。

这些观点我都是同意的。有一些现象可以作为佐证：

1.马克思说，资本是胆大包天的东西，而在传统社会中国工商业者手中，资本是胆小如鼠的东西。北京城里百年字号很多，要是在美国，百年字号一定会大得不得了，中国商人一般没有把生意做大的胆子。可见传统工商业的味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一样，要放到存活经济的背景下解释。

2.积累。在中国积累不可能转变为资本，因为都是生活资料的储备（如你所言）。

3.回到第一个问题，在中国人一般不敢把生意越做越大，但是敢把地越买越多。买地和存粮食还是一个味道。

但是如果我全盘同意你的观点，就不会写这封信了。因为我不是搞历史的，对历史提出的问题全不是关于历史本身，而是价值判断。

1.存活经济照我看来是很恐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治危机要么很无聊（立太子册王妃之类），要么很要命。……换言之，存活经济不能感到任何问题的存在，一旦遇到问题就是活不活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很糟糕？

2.对付不了外族侵略。

3.我们还是把存活经济看成存活文明比较妥当。在我看来，这个文明给绝大多数的人的只有一个生存机会，别的一概没有，未免太少了。从历史上看，其他文明在中世纪连生存机会都不是普遍提供的，比较起来劣于我们的文明。在近代之后，我们文明的恶劣之处就明显了。我这种批评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与历史无关。

总而言之，我的疑难都不是对你的研究本身提出的，对于你的研究我执赞美态度——当然是外行人的赞美态度。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对传统的继承问题早已超出历史的范畴，而成为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当我们做价值判断时，需要一种超出专业的立场，与方法论无关的立场，在这方面我想咱们是一致的。那就是放眼未来之时，对于后世的人们寄予美好的希望，希望他们得到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的态度是：同意你对存活文明的描述，不同意你对存活文明的评价。从方法上看，今日做事的人或不应该把传统与现代分割；从立场上来看，此种分割必不可少。经济学者应对现代中国的存活经济背景有一深刻了解，而一般的文人则应对社会中弥漫的“存活意识”，以滚水烫猪毛的气概，狠狠烫它一烫。

此种议论无非是胡扯八道而已，以博我兄之一笑。

王小波　11月10日

致柯云路

柯云路先生，您好：

感谢你的来信，恐怕我不能如你所期望的那样，支持你的那种探索，而且这种态度毫无动摇的迹象。不过我也乐意和你作一番认真的交谈。

如先生所言，在特异功能领域里有些江湖骗子，先生的工作与他们不同，是抱了真诚的态度。我觉得起码在一个方面先生和他们做的事是一样的，那就是否定理性的权威，反对知识的延续性。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科学有很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