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

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

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

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

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

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

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

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

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

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

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

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

一个家务女工的一天

她也许是爱尔兰人，或者西印度群岛人，或者英格兰人——什么国籍都有可能，但是她没什么资质，又有什么人要照顾，或者有孩子，于是就得找一个不妨碍她照顾家庭的工作。她年轻，至少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做这种工作是要力气的。她总有一点什么病，不是腿疼，就是背痛，要么是长期消化不良，再或者是子宫有毛病。但是如今几乎每个女人都有子宫方面的病。（为什么呢？）

她几乎肯定住在政府公租房里，是市政府的雇员，做家务女工。

她六点半或者七点起床，和丈夫一起。他搞建筑，一大早就得出门。他们中的一个烧上水，给孩子们倒好玉米片，两人一起把他们哄起床，哄他们洗漱，换衣服。她还要留意大家的早饭、健康状况、猫粮、天气，她的声音和大儿子的录音机此起彼伏，她压低着嗓门，因为她在数落他。但与此同时，她还在安排着一天的计划。在下雨……孩子们得带雨衣……本尼要带踢足球的那套行头……她得去给丈夫取治皮肤感染的处方药，那是上周冒出来的病，还没有要好的迹象。她一边给牙医打电话为“宝宝”——现在五岁了——预约，一边催促老二——是个女儿——手脚麻利点，给五岁的那个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不然她们要迟到了。她的丈夫一边往嘴里塞玉米片、面包片和果酱，一边读《每日镜报》，心不在焉地挠着脖子，那儿一片鲜红，这样子让她很担心。他对儿子——十二岁——说，来吧，走吧，然后，经过妻子身边时，从她手里（没拿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接过一袋三明治，三明治是他在盥洗室里洗漱时她给他做的。晚上见，他口齿含糊，因为他在想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那皮疹。她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本尼，你踢球的装备，两个男人就离开了。

家里只剩两个女孩。录音机关掉了，没了音乐。一片寂静。“宝宝”捡起一片面包，轻轻哼着，大点的姑娘坐在那里，飞快地往嘴里塞面包片和果酱。

家务女工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拿着电话，她把话筒夹在腮下，给自己倒了茶，伸手把儿子没吃完的面包片和果酱拿过来，她可不能容忍浪费。

她打了六个电话，都和丈夫以及孩子们有关，然后给家政办公室打电话，看有没有新活。他们让她今天去霍奇斯老先生家，给他做家务的女工刚打电话来说自己得带母亲上医院去，今天不能工作。办公室的人听上去有些抱歉，应该的，因为布丽奇特原本一天就要跑四家，而且他们都难伺候。她总是分配到难伺候的老人，因为她很善于和他们打交道。

她坐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