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ⅩⅩ，第1034期，第849、840页；丁韪良：《花甲记忆》，第355页；季南：《英国对华外交》，第245页；宓吉：《阿礼国传》，Ⅱ，第190页；庆丕：《在中国海关》，第156页；吴汝纶：《李文忠公墓志铭》，《李集·卷首》，页66a。

[62]袁道丰：《李鸿章和中日战争》，载《天下月刊》，Ⅲ，第1期，第10页；裴丽珠前引书，第143页；立德夫人前引书，第332页。

[63]《李集·函稿》，卷13，页10a。

[64]同上，卷1，页15b；江世荣前引书，Ⅱ，第149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Ⅱ，第376页。

[65]《李集·函稿》，卷9，页17b；卷5，页12a。

[66]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81—382页。

[67]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40、206页；威特：《威特回忆录》，第88—89页。

[68]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40、207页。

[69]萨金特：《中国的慈禧太后》，第72页。

[70]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弗罗伦斯等译本，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71]《李集·函稿》，卷10，页14b。

[72]斯普林克尔前引书，第28—29页；立德夫人前引书，第67页。

[73]《李集·函稿》，卷12，页14b。

[7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Ⅱ，第278页。

[75]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中朝对外国商务开放港口贸易、航运、工业等十年报告》（1892—1901），第199页；米勒前引书，第323—324页。

[76]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86页。

[77]《李集·函稿》，卷8，页50a。

[78]同上书，卷10，页33a。

[79]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94页。

[80]1962年2月28日李家煌香港来信。

[81]《李集·函稿》，卷9，页1a—b。

[82]《李集·函稿》，卷13，页8b。

[83]坎宁安：《中国军人》，第91页；丁韪良：《花甲记忆》，第340页；赫德：《致中国各海关外籍雇员信》，手稿打印件，1865—1910, 1870年9月28日赫德致杜维德；路德威格：《李鸿章与中国对外政策》（博士论文），第406页。

[84]《李集·函稿》，卷13，页32a。

[85]同上书，卷13，页12b。

[86]同上书，卷5，页37a。

[87]同上书，卷6，页1b。

[88]《李集·函稿》，卷8，页517a。着重号是著者加的。

[89]同上书，卷4，页8a。

[90]同上书，卷9，页22b。

[91]同上书，卷3，页5b。

[92]同上书，卷20，页5a—b。

[93]《李集·遗集》，卷8，页1a。

[94]《李集·函稿》，卷3，页33a。

[95]同上书，卷3，页36a。

[96]同上书，卷4，页23a。

第六章

李鸿章的幕友

大清帝国政府官员名册已经编为《大清缙绅全书》公开出版，其中开列着1871年省城保定府直隶官员额数如下：（1）省会保定府：a.总督；b.指挥总督辖下绿营军队的副将、参将；c.提督学政。（2）布政使司：a.布政使；b.经历；c.理问；d.库大使。（3）按察使司：a.按察使；b.经历；c.司狱；d.清河道。[1]

以上12人即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在直隶省会的全部定制官员额数。政府并没有为这些官员提供幕僚、文案、吏胥等等，而此等人又是这些官员为了有效地处理政务所必需的。在该省其他地方、在所有其他省份，在每一个州、府、县，情形都是一样的，即中央政府只任命官员。其结果是，地方官们便不得不自己聘雇政府没有配备的那些人员。这种组织结构直到清朝灭亡前夕清政府为了挽救这个王朝、作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进行了总的官制改革之时才得以改变，在这之前，它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为了处理其对外关系才于1860年以“总理衙门”为幌子建立了一个外交机关，其对外关系的准则是以西方的国家平等和外交代表制原则为基础的。然而，直到1875年中国才派出第一个外交使节出洋。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前，政府机构方面另一个唯一的变化是1885年海军衙门的设立。从1860年到1900年，中国试图通过外交肆应和兴办洋务企业来阻挡西方势力的入侵，在这期间，中央政府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起带头作用，没有建立过任何机关或衙门来负责处理通商、工业或交通事务——最早建立的商部是在1903年。[2]在这期间（1860—1900），面对西方威胁所采取的任何改进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加强这个国家的实力的举措都不得不由地方政府来做。当然，朝廷并不是对整个事情放手不管，但是开创之功在地方大员，朝廷只是表示同意与否。

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商业性或工业性的洋务企业多被称为“局”，如“商务局”（轮船招商局）（原文如此——译者）和“天津机器局”。“局”这个词的意思是“政府机关的某一分支”或“再分成的部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