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3日午后，伦敦的欢呼声尚未褪去，巴黎却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平静中。协和广场上，寥寥数人驻足在街头收音机旁，聆听着丘吉尔那穿透英吉利海峡的激昂声音——“胜利就在前方，我们正走在胜利的路上”，但人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振奋，只有掩不住的疲惫与茫然。

塞纳河畔的咖啡馆里，零星的客人低声交谈，话题绕不开阿拉斯战役的“胜利”，却满是质疑与不安，与隔海相望的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办公室里，阳光透过高大的落地窗洒在地毯上，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雷诺身着深灰色西装，手中紧握着一份丘吉尔演讲的法文译本，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位以坚定抗德着称的总理，自阿拉斯战役传来捷报后，便一直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丘吉尔的演讲更是让他坚信，英法联军已经迎来了战局的转折点。

“太好了！丘吉尔说得对！”雷诺猛地抬起头，对站在对面的外交部长乔治·博内说道，“蒙哥马利率英军守住了阿拉斯，戴高乐将军的装甲部队重创了古德里安，我们已经在敦刻尔克至阿拉斯构建起了坚固的防线。只要我们与英国紧密合作，按照他们规划的反攻计划推进，用不了两三年，我们一定能像一战那样，凭借国力拖垮德国！”

博内却皱着眉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忧：“总理，我承认阿拉斯战役是一场胜利，但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德军虽然后撤，但实力依然强大，他们正在里尔一线集结重兵，而我们的部队经过连续作战，伤亡惨重，补给也出现了严重短缺。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情绪并不稳定，民众对战争的信心已经濒临崩溃。”

“民众的信心需要我们去引导！”雷诺打断博内的话，语气坚定，“丘吉尔的演讲已经点燃了英国民众的斗志，我们也可以通过广播、报纸，向法国民众宣传阿拉斯的胜利，宣传我们的反攻计划，让他们相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就在此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陆军元帅菲利普·贝当缓步走了进来。这位年近八旬的法国元帅，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脸上却带着与年龄不符的苍老与固执。

作为一战时期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贝当在法国拥有极高的威望，但此刻，他的思维早已被一战的堑壕战经验固化，面对德军的闪电战，始终坚持保守防御，对任何主动进攻的计划都嗤之以鼻。

“总理，我刚刚听完了丘吉尔的演讲。”贝当的声音低沉而沙哑，目光中带着一丝不满，“他倒是说得慷慨激昂，仿佛胜利唾手可得，但他根本不了解法国的处境，不了解我们的士兵有多疲惫，我们的装备有多匮乏！”

雷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知道贝当一直反对与英国联手反攻，却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接地反驳丘吉尔的演讲。

“元帅，阿拉斯战役的胜利证明，德军并非不可战胜。”雷诺试图说服贝当，“蒙哥马利和戴高乐将军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我们主动出击，就能击退德军的进攻。丘吉尔规划的反攻比利时计划，是我们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出路？”贝当冷笑一声，重重地坐在沙发上，“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一条绝路！一战时，我们凭借坚固的堑壕和充足的补给，才与德军对峙了四年。但现在，我们的防线已经被德军撕开了一道口子，部队士气低落，后勤补给断裂，根本没有能力发起反攻。丘吉尔所谓的‘两三年对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

贝当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雷诺的头上。这位老元帅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盲目反攻，而是收缩兵力，坚守马奇诺防线和敦刻尔克至阿拉斯的防线，凭借地形优势与德军展开长期对峙。只有保存实力，才能等到合适的时机，否则，我们只会把最后的有生力量都消耗掉！”

雷诺还想反驳，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推开，法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手中挥舞着一份文件，脸色铁青。“总理！丘吉尔太过分了！”魏刚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在演讲中擅自规划法军的行动，说什么‘戴高乐率法军装甲部队配合英军反攻比利时’，他把法国军队当成什么了？当成英国的附庸吗？”

魏刚原本就对英军在法国战场的表现不满，认为英军过于保守，只顾着保存实力，却让法军承担了大部分的伤亡。如今丘吉尔在演讲中擅自安排法军的反攻任务，更是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我们是法国军队，不是英国军队的附属品！法军的行动，应该由法国最高司令部决定，而不是由英国首相指手画脚！”

贝当见状，立刻附和道：“魏刚将军说得对！丘吉尔根本没有资格规划法军的行动。他所谓的反攻计划，不过是想让法国军队为英军充当炮灰，像上次一样，牺牲法国的利益，来换取英国的胜利！”

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雷诺看着眼前的两位军方高层，心中充满了无奈。贝当固执保守；魏刚则因丘吉尔擅自规划法军行动对英军充满了抵触情绪；而博内等外交官员，又担心国内的稳定和补给问题，对反攻计划持怀疑态度。原本应该团结一心的法国领导层，此刻却陷入了严重的分歧，这让雷诺刚刚燃起的信心，再次变得摇摇欲坠。

“诸位，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争吵！”雷诺深吸一口气，试图缓和气氛，“丘吉尔虽然擅自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