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5日凌晨三点，法国总理达拉第的府邸灯火通明。秘书抱着一份加急电报，脚步踉跄地冲进书房，纸张在他颤抖的手中发出哗哗的声响。“总理先生，布拉格急电，贝奈斯总统请求立即履行《法捷互助条约》！”

达拉第猛地从沙发上弹起，睡袍的下摆滑落至脚踝。他接过电报，指尖划过“德军三个装甲师已抵捷德边境”“苏台德武装暴动全面爆发”等字句，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书房的墙壁上，一幅巨大的欧洲地图格外醒目，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如同一颗楔子，牢牢钉在欧洲东部的腹地。

“通知内阁紧急会议，上午九点，马提尼翁宫。”达拉第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他走到窗前，望着巴黎沉沉的夜色，心中翻江倒海。

一战的硝烟仿佛还在眼前，法国付出了近两百万士兵伤亡的代价，如今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经济尚未从大萧条的泥潭中完全复苏。而阿道夫的野心，早已不是秘密。

上午九点，马提尼翁宫的内阁会议室内，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外交部长乔治·博内首先发言，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怯懦：“总理先生，我们不能轻易卷入战争。德国的军事力量远超我们，一旦开战，法国将成为主战场。”他顿了顿，拿出一份文件，“根据总参谋部的评估，我们的陆军动员至少需要三个月，而空军的战斗机数量不足德军的三分之一。”

“条约信誉能当饭吃吗？”财政部长皮埃尔·科特激动地站起来，“国内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堪重负，战争会让我们的经济彻底崩溃。民众不会支持一场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

会议室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支持履约和反对战争的声音相互交织，争吵声、拍桌声此起彼伏。达拉第坐在主位上，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他深知，这个决定将关乎法国的命运，甚至整个欧洲的未来。

第二天，法国国民议会座无虚席。达拉第政F提出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应对方案”刚刚宣读完毕，反对党领袖莱昂·布鲁姆便立刻站了起来，他的声音洪亮而愤怒，在大厅里回荡。

“总理先生，您所谓的‘谨慎应对’，难道就是对盟友的背叛吗？”布鲁姆的目光扫过在场的议员们，“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在东欧最重要的盟友，是抵御德国扩张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它倒下，阿道夫的铁蹄将直指法国！”

台下立刻响起一片掌声和议论声，支持反对党的议员们纷纷举手表示赞同。激进党议员爱德华·赫里欧也站起身，面色凝重地说道：“我们不能忘记1914年的教训。当年，正是因为对德国的纵容，才导致了那场席卷欧洲的战争。如今，阿道夫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他日必将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达拉第缓缓站起身，双手撑在演讲台上，语气沉稳却带着一丝疲惫：“各位议员，我深知大家对盟约的重视，也明白对和平的渴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国的国力尚不具备单独应对德国的能力。一战的创伤尚未愈合，无数家庭还在为失去的亲人哀悼，我们不能轻易将国家再次推向战争的深渊。”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苏台德地区居住着大量日耳曼人，阿道夫的诉求并非毫无‘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促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换取欧洲的和平。毕竟，和平才是法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

“这是绥靖！是投降！”社会党议员马塞尔·塞尔万-施赖伯愤怒地喊道，“阿道夫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今天他要苏台德，明天他就会要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天就是整个欧洲！”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却矍铄的身影从议员席后排站了起来，全场瞬间安静了几分——那是前总理雷蒙·普恩加莱的得力助手，曾参与《法苏互助条约》谈判的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总理先生，您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筹码——1926年的《法苏互助条约》！”

蓬塞走到演讲台前，手指重重敲击着木质台面：“当年，我们之所以与苏联签订条约，就是为了构建抵御德国扩张的东方防线。如今，捷克斯洛伐克面临危机，正是我们激活这份条约、重建小协约国体系的最佳时机。只要我们联合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形成统一的军事同盟，阿道夫就不敢轻举妄动！”

“苏联？”博内立刻反驳，“您忘了苏联是康米主义国家吗？与他们合作，会引发国内的恐慌，甚至可能导致英美的联合反对！”

“在Nc的威胁面前，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值一提！”蓬塞的声音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1917年，我们曾与苏联为敌；1926年，我们选择与他们结盟。这一切，都是为了法国的安全。现在，阿道夫的威胁远比苏联的意识形态更可怕。我们必须放下偏见，以国家利益为重！”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小协约国体系曾是欧洲东部的稳定基石，如今虽然名存实亡，但只要法国牵头，联合苏联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定会重新加入。到那时，我们将形成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防线，彻底遏制阿道夫的扩张野心！”

蓬塞的发言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死水，激起了千层浪。不少原本犹豫的议员纷纷点头附和，支持履约的声音越来越高。达拉第坐在总理席位上，脸色不断变化，心中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4月27日，马提尼翁宫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