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时是否做过最基本的财务分析，我不知道他们设计的利润点在哪里。其实，当时娱乐频道的资金也非常紧张，不过，那时旧天娱传媒的账上还有150万，那里面也包括了李小麟投的钱。

　　在“星姐”项目的运作上，我跟王伟绕了半天才搞清楚其中的关系：旧天娱传媒是出资方，娱乐频道是节目制作方，负责节目播出，享受广告收益，选出来的“星姐”则签约给旧天娱传媒。

　　这相当于旧天娱传媒花钱买艺人。

　　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不考虑所谓的社会效益，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旧天娱传媒承担了出资风险，其“星姐”签约收益完全不确定，娱乐频道作为播出平台无须承担制作、活动成本，却可以享有广告收益。

　　也就是说，除非选举出来的“星姐”极具商业价值，否则，旧天娱传媒一开始便处在了赔本赚吆喝的地位，反观娱乐频道，却是没有风险的。

　　那是“星姐”选美的第六届，前几届“星姐”选美一届不如一届，选出来的“星姐”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而星途黯淡，处在明显的下坡路状态。

　　怎么会有这种游戏规则？

　　难道公司的投资决策不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吗？

　　对此王伟耸了耸肩，算是回答。

　　王伟只能这样回答，否则，会搞得像追究谁的责任似的，反正事件就这么干了。那次活动由天博宏达派往天娱传媒的麦可主导，王伟只是协助。王伟并不认为这次活动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职业经理人麦可，它是项目决策的失败，是两大股东完全不按市场规则出牌的失败。这次失败直接导致了两大股东的分道扬镳。

　　那时麦可是天娱传媒的总经理，王伟是副总经理。喜欢当甩手掌柜的王鹏把大大的权利都给了他信任的王伟，由他来制衡麦可。

　　从香港来的麦可则有点水土不服，完全不能融入极具中国特色的“机关文化”之中，他基本上被驾空了，没有任何实权。奇怪的是，王伟跟麦可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特别谈得来，是一种基于惺惺相惜的男人之间的私交，几年后王伟还承认，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很佩服麦可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王鹏对王伟的放权却不彻底，或者说放小抓大，大的投资和款项还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王伟觉得王鹏是一个很懂得用经济杠杆控制公司的人，后来这几乎成了他掌控天娱传媒的唯一手段。

　　第二件事，旧天娱传媒花高价购买了一个叫《彩虹学院》的电视剧剧本。

　　王伟不同意购买，第一，当时公司并没有投资电视剧的计划，也完全没有那个财力去投拍电视剧；第二，那个剧本好不好完全没有经过论证，既没有经过外聘专家的论证，也没有经过公司董事会。

　　那个剧本似乎大有来头，是另外一个股东的后台老板李小麟向公司推荐的。

　　“星姐”在马来西亚亏了一百多万，现在另一个股东提出这个购买电视剧剧本的计划，怎么看都像是一场交易，否则，干嘛不能驳了他的面子？

　　王伟觉得两个股东已经开始同床异梦了，已经有了各打各的算盘、准备分家散伙的意思了，他甚至对相关负责人说了付钱就等于“丧权辱国”的狠话，但最后这笔数十万人民币的款项，还是付出去了，买回来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投拍的电视剧剧本。

　　表面上看这是财务管理业务，其实是公司决策机制的问题。这是比财务管理方面偶尔的技术差错更可怕的。

　　旧天娱传媒成立伊始就干这种荒唐事，气得王伟直找王鹏发牢骚。王鹏对付王伟的办法就是一起喝酒，喝得云里雾里的，然后各自回家，说下次再说吧。真等到了下一次，王伟要再开口提这事都难。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王鹏绝不是一个糊涂蛋，他了解的内幕一定比王伟多，也比王伟更清楚里面的弯弯绕绕有多复杂。大家举杯同饮吧，喝得晕晕乎乎的，可以不用想那么多事儿。想什么想，企业又不是你自己的？

　　第三件事是关于艺人的。

　　2004年的“超级女声”的前三甲是安又琪、王缇和张含韵。旧天娱传媒替安又琪花了几十万出了张唱片，这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安又琪是旧天娱传媒的签约艺人。问题是张含韵最后却被天中文化给签了，天中文化可是天博宏达的母公司，按道理讲，股东投资这样一个公司，就不能再从子公司抢资源了，关键是张含韵之前的包装推广（制作MTV等等宣传活动）还都是旧天娱传媒出的钱。

　　两个股东都想着法子将成本转移到旧天娱传媒，旧天娱传媒还玩得下去吗？

　　我倒觉得这不能怪人家，是你娱乐频道先开的头，你做了初一，别人当然可以跟着做十五，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一开始就错了。”王伟也说，“一个公司想的不是在市场上去打拼，而是盯着股东的口袋，决策也不经过可行性分析，能做得起来吗？”

　　再加上行政办公费支出，也就半年多时间，到2004年12月，两个股东投的300万，就差不多花完了。某媒体曾披露，旧传媒公司账上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区区两万元，它第一次陷入了财务危机，以至不得不靠大家减工资、借钱渡过难关。

　　要过年了，大家垂头丧气的，说不出的窝囊。

　　那个时候王伟并没有想着要走，领导没有跟他交过底，他还以为上面那些事儿也许都是因为想挤走天博宏达耍的花枪哩，俗话说，要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