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辙，做公司是为了追逐利润，何必一棵树上吊死？

　　说到娱乐频道和天博宏达的关系，我甚至怀疑它们之间是否有过真正的“蜜月期”。实际情况是这样，天娱传媒注册时间为2004年5月，到了2005年3月，天博宏达便从天娱传媒撤资了，它只给天娱传媒当了十个月的股东。

　　王伟认为它的退出有两个原因：

　　第一，理念不合。在天博宏达那儿完全是市场运作的思维方式，在娱乐频道这里，则是按行政管理的模式管理公司，两个大股东没有很好地度过磨合期。

　　第二，发展战略的转变。天娱传媒逐步有了未来的发展规划，天博宏达已经不能承载天娱的发展，天博宏达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超女”后来的火爆。

　　曾任天娱副总经理、影视事业部主管的董天达之前是天中文化的一员，天中撤资时他留在了天娱传媒，他亲自经历了双方的分手。

　　按照他的说法，天中做事完全市场化，和湖南广电以及娱乐频道的领导想法是有距离的。“双方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是天中做不到，而有些事情是天娱做不到。”

　　双方最大的理念分歧就出现在艺人管理方面。

　　天中文化做艺人经纪走的是港台路线，完全市场化，所有事情都是经纪人说了算。而作为国有公司的天娱传媒的做法是，艺人管理必须符合相关国家政策，湖南广电和娱乐频道层层把关，不能完全看市场。董天达曾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他对香港的做法相当熟悉。他举例说，比如有场演出要天娱传媒的艺员参加，按照天中文化的做法，只要经纪人看中演出的商业价值，就会安排艺人去，即使艺人不想去或者这个演出对艺人不适合，经纪人也会说服艺人。而按照天娱传媒的做法，会有数人把关，从艺人前途出发，而不以钱为根本，经纪人也不起决定作用。

　　“所以有时候，外面会觉得天娱很牛，100万的演出都不做。”董天达说，“可以澄清的一点是，跟市场的做法不一样，我们有很多部门去把关这个事情，我们要走程序，尽量要透明、公正来避免一些闲话。”

　　此外，在艺人培养机制上也有差异。旧天娱传媒的艺人是由节目产生的，而天中文化希望用香港一套，经“星探”等方式发现，再到培训和推出。这样，艺人对公司的忠诚度和归宿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差异同样存在唱片制作上。因为盗版原因，现在做唱片很可能赔钱。如果是天中文化，它会考虑很多因素，很可能不做唱片。而站在天娱传媒的角度，就一定要做，因为“主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还有很多平台可以播出去”。

　　“在香港我走路也很快。在国内呢，我不能急，有些东西一定要走程序，一定要做事透明，不能给人家怀疑。我们领导说，做事一定要方方面面考虑到，要把握好度。”董天达说，他已经越来越熟悉内地的做事方式了。

　　上面的文字是我从网上下载摘录的，题目叫《超女经济的超级利益链之“黑幕”之虞》，作者叫郑伟强，发表于2006年8月29日。我觉得董天达的说法非常有趣，让我看到了湖南广电以及娱乐频道的领导管理企业时强烈的行政色彩。

　　还是说一些“无趣”的事吧：实打实的300万股本金，不到一年就被花得一干二净了。

　　可能很多人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玩的。

　　公司成立之后，除了王伟联系做的“超级女声”活动，旧天娱传媒及其股东也没闲着，他们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马来西亚做“星姐”选美，光这一个选秀活动就让旧天娱传媒净亏损了一百多万。

　　除了超级男声、超级女声之外，天娱传媒还有一个拥有全程运营权的品牌“星姐”选美，2004年天娱传媒公司成立时，娱乐频道也一并将“星姐”品牌装进了公司。“‘超男’‘超女’还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概念，‘星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选秀的概念。”王鹏的夫人夏青说。她同样是“星姐”选美的创始人。

　　据说那一届“星姐”选美出尽了风头：一个本土的赛事，在当时由30多个华文媒体直播，参赛选手也来自世界各地，比赛还首次运用星光大道这个概念。尽管选出的星姐不如后来的超女风光，但据说都是本土的小名人。

　　这种没有数据指标的说法是应该大打折扣的，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那一届“星姐”的资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那一届的前三名是谁、现在都在干嘛。重要的一点是，她们似乎并没有给旧天娱传媒带来什么入账。

　　回到我关心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要把星姐拉到马来西亚去做？

　　这件事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我原以为旧天娱传媒找到了当地的企业做赞助，这样的话，一切将变得非常正常，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但是，没有这样的事。

　　那么，在整个项目设计中，是否预设了许多的商业开关，只要节目做出影响，那些开关便随之启动，伸出一只只捞钱的手？

　　也没有。

　　据说李小麟是不认可这个项目的。

　　但娱乐频道与旧天娱传媒的思路，就是要让“星姐”选美走国际化的道路，那个时候湖南广电内部的竞争不是很激烈吗？走国际化的道路也许能找到一条出路。

　　国际化就是在国外找个地儿把国内的节目比划一下？

　　我不知道旧天娱传媒在做这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