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它能给我们带来最实际的利益；而对于有事业心的人来说，它能让人跃上一个更大更高的平台，强化他对拟从事的事业的掌控能力和对他人的影响能力。

　　简单一句话，在一个单位或组织里，你不领导人，就要被别人领导，而领导你的人多了，你的自由度就小了，一些你想干的事可能就干不了。就像伯特兰·罗素说的，“除了自身快乐，我们的第二大愉悦是阻止别人快乐，或更宽泛地讲，是获得权力”。这样看来，权力还真是人际关系的核心，不仅跟一个人的幸福指数有关，还跟一个人的事业成败密切相关。

　　王伟完全不在权力运行者的计较之中，他和他的团队因此成为了权力运行者的一个盲点，这事搁在谁身上谁不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进行自我调节，并把它消融到无形；否则，它可能会马上上升到精神层面，变成一个对他这几年所做工作的基本评价的问题，变成一个是否被尊重、被理解的问题。

　　我理解王伟的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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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暗自猜想，对他来说，在那一瞬间，以前从来不觉得是问题的归宿感以及集体荣誉感，突然变得极其不现实起来，摧残着他的自信，让他心里空落落的难受。他必须找人问个明白。

　　他决定先找王鹏。

　　且慢，我对权力的描述和对王伟上述情绪的猜想，很有可能会把读者带入一个误区，以为这件事真是促使他痛下决心离开天娱传媒的一个重要契机，他因为受了被人忽略不计的委曲而意气用事。

　　不是的。

　　以后的文字将揭示，与其说王伟是那种激情中夹杂了冲动、因为过于自信而显得不够老成持重的人，还不如说他是那种简单的、纯粹的、非此即彼的、为了正当的利益诉求不惜与顶头上司拍桌打椅的、充满阳刚血性而鄙视政治手腕的人。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和他的团队融为一体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团队精神。在他的理解中，对他个人的忽略必然导致对他的团队的伤害。个人的权力不是加强而是减少，也许还能忍受，但如果因此导致他的团队受到藐视，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是的，王伟的团队是个小集体。

　　也许有人会坐着说话不腰痛，说王伟应该有大局观念，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是呀，如果真这样，那将是一种高尚的选择。

　　但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级组织，都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肆意地允许自己随意性、粗放性地行政；另一方面，苛刻地要求被管理者道德高尚、大公无私、俯首听命。

　　更何况，王伟和他的团队准备“自绝”于天娱传媒，真的不是因为王伟本人气量太小、太沉不住气。他认为，现代行政运作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程序的透明化、过程的公开性和信息的对称性。旧有的行政管理模式，打造不了现代意义上的传媒航母。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与信号。系统越庞大，干部选拔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一旦被质疑，系统瞬间失灵的可能性也越大。总之，王伟觉得是天娱传媒和它上面的人，似乎在无意或有意地逼他做出选择。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对公司的业务做颠覆性的调整，还是沿引过去的老路，公司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如果不作为，只会让大家一起死。

　　王伟不理解，决策层是看不到这一点，还是不想改变或无力改变？

　　总之，上述考虑让王伟准备去找王鹏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点犹豫。

　　王伟是这样想的，我不能兴师问罪。如果王鹏不来找我，也许一切不过都是谣传，我去找他，反而只会给他增加压力。那就等一等吧，等他主动来找我。我是公司的资深副总经理，我那么早出来和他一起打拼，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于公于私，他总得给我一个说法。

　　王伟等来的是另一个副总的电话。那个电话没有任何过渡，直接通知王伟跟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一起去湘雅医院，说龙丹妮要过来了，她妈妈生病了住在湘雅医院，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电话让王伟觉得莫名其妙。

　　这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想用这种曲里拐弯的方式完成对他的正式通知？

　　王伟找个理由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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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公司通知王伟去王鹏办公室开会。王伟看到王鹏旁边多了一个办公室，就问刘海旭这是谁的办公室啊？刘海旭说这是为龙丹妮准备的，但她来不来还没有最后定，如果定了，一定会告诉你的。王伟也就没有说什么，后来王鹏来了，也不再提这件事。那个会开得莫名其妙，既没有议题，该来的人也不齐，两三个人稀稀拉拉地坐着，中间还有闲杂人等进进出出的。王伟大概坐个二十几分钟就走了，也没有人留他。

　　王伟越来越不爽：原来他在王鹏心里的位置，不过是个等着被通知的人，这叫什么事儿吗？

　　他把这几年发生的事前前后后都想了一遍，实在不明白王鹏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结论却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他和他的团队早就成了被晾在一边儿的排挤对象。

　　这个结论早就该有了，至少应该往前推半年。

　　每年年终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