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从不常设，完成任务则回京。

　　有明一代，由于是非职业军人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又从来没有长期担任，所以素质普遍低下。明末几位尚称能战的高级将领，如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也都犯有过重大失误。事实上，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将军，在明末那般资源匮乏、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战而胜之，何况完全缺乏军事素养的文人呢？

　　明末时候，士兵军心涣散、军官贪污成性，部队战斗力低下，这是全国都存在的现象。就辽东明军，边兵还算颇有战斗力，但补给不足，缺饷事件时常发生。此为不利之一。

　　明代朝堂之上，群臣喜欢空发议论，干涉边事。萨尔浒和松山这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有朝廷催战的因素在内，明末党争激烈，皇帝崇祯多疑且急躁武断，对于军事决策的不良影响特别大。此为不利之二。

　　明末整个官僚体系风气非常腐败，主要是党争之风尤烈，朝廷官员分成了两派互相倾辄，不论是非，只管立场。官员们好夸夸其谈，喜唱高调，万历皇帝干脆不理政务，天启皇帝只信任魏忠贤，崇祯皇帝则走马灯一般不停的换内阁首辅，国家战略如同儿戏，朝政一塌糊涂。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写道：“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还是很有道理的。明末形势，皇帝无能、官僚腐败，这些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可怕，评论袁崇焕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状况，文天祥说过“时穷节乃现”，明末那腐败的官场，能坚持做个廉洁的官员都不容易哩。

　　从袁崇焕辽东经略来看，他未必有多少军事天才，但其人不循规蹈矩、性格倔强、自负、胆大，甚至爱逞能、独断、又出言无忌，倒是不虚。

　　袁崇焕当知县的时候，就“以边才自许云”，袁崇焕大概也是自诩多了，竟然受到御史的推荐进入兵部。袁崇焕好言兵，也像我们爱好历史一样，都是业余的。自古至今，历史上好言兵的文人，如赵括般无用的，那是百倍于如王明阳那样成为名将的。

　　王化贞广宁兵溃后，袁崇焕也没通知自己所在的部门，“即单骑出阅关内外”，回来还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山海关当真靠袁一人可以守住吗？细细想来，这句话就像几年后袁崇焕对崇祯承诺的“五年平辽”一样，只是妄言，当不得真。可是在那时满朝官员都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种豪气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赞许。因为明末的风气是一种变态类的好战，其实大家都清楚，明末大部分官员都是软骨头，但都是好战派，很难理解么？其实不难，这就是人性。

　　于是袁崇焕以监军的身份来到辽东，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监军，没有几个有出息的，袁崇焕作风截然相反。

　　“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

　　袁崇焕“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的确胆大过人，然转念一想，他这个监军，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好评，却实在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但由此可见其人性格，在明末官场上相当难得见到的这种独特个性，既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悲剧结局之命运。

　　不久，经略王在晋和袁崇焕为了是镇守山海关还是镇守宁远而起争执，一直闹到了天启皇帝那里，幸亏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辽东视察，认同了袁崇焕的主张，并自请督师，罢黜了王在晋。

　　袁崇焕勤勤恳恳，为宁远城的修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孙承宗主持辽东期间，袁崇焕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也有些许透露出来的事件反映了袁的性格。

　　明史曰：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

　　这件事在茅元仪的《督师记略》里也有提到，而且记述更加详细。

　　“是时有杜应魁之兵在台头营。杜应魁者，故辽东备御也，罢官，市酒长安，然其人实悍毅，可为战将。有物色之者，遂坐作声价，必欲得大将方出。给事韩继恩荐为副总兵，招生。所招兵实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粮，部持格不与，遂未免虚伍以养壮士。又时京师有劫略，皆以为应魁所募，乃出之守台头营，遂捕东协副帅。至是言者不已，上敕公会抚臣阅其兵，阎抚军令袁崇焕往，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向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之所以详细摘录此节，是因为这段历史，和几年后袁以督师身份，持尚方之剑诛杀毛文龙之事十分相似。

　　袁这次不问缘由，不顾大局，独断专行，越权杀人，虽然事出有因，却不免过于冒昧，以至几乎引起兵变，也不上告孙承宗事情的缘由，而且还自谓“奉抚院之令”，以为杀得有理。这种行为下的动机和心态，大概也是其杀毛文龙时候的动机和心态吧。袁崇焕这种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人，其实很可爱。就比如咱们的朱·镕·基总理那样。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些不法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这位有道德洁癖的忠臣在还没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