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商君反驳甘龙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君无疑矣！”

　　“商君又驳杜挚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复，何礼制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皇帝尧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故商君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必多是也。”

　　“君无疑矣！”

　　“……”

　　嬴政将这篇更法都念读了一遍。

　　目光十分清明。

　　他当初力主天下革新，其实便基于此文，而大秦立国之初，其实并未就事论事的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同样也源于此，因为嬴政跟商鞅的观点一致，他们坚定的认为不对天下旧有的政治传统进行清理，只做一些表面的事务处理，根本就无济于事。

　　不涉及天下根本政道，不涉及王道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的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旧理念便会死灰复燃，所以嬴政从大秦一开国，便始终坚定的推行大破大立，意欲盘整天下，重铸新天下。

　　只是十年的革新，并无太多建树。

　　天下过去旧的政治传统依旧深入人心，而原本支持革新的朝臣，也渐渐跟传统融合，形成了新的迂政传统，这股势力眼下已主宰了朝堂，大秦这十年的变法，也迅速的消于无形，整个大秦无形间又回到了天下的老路上。

　　国家陷入震颤瘫痪，各种谣言人祸接踵而来。

　　在整个天下趋于浓烈的迂政之风下，其实嬴政自己也动摇了。

　　只是又有些不甘。

　　因而便做出了最后的挣扎。

　　即焚书。

　　他意图通过这种行政手段，强行扭转天下的迂政之风，只是这种迫不得已的手段，稍见功效，便引来了天下更大的动荡，而朝臣的反对声愈大，也让之前变法所积累下来的改变，被冲击的支零破碎。

　　也是从这时开始。

　　大秦朝堂越发朝向迂政传统。

　　原本坚定革新的李斯等变法势力，见状也渐渐变得沉默收敛，大秦后续几年彻底陷入到迂政传统的摇摆不定，继而给天下酿就了更大的混乱跟动荡，而他也开始转向通过宣扬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天下冲突。

　　对于变法也变得冷漠。

　　而他后续开始坚定变法，其实是源于嵇恒。

　　在嵇恒身上，嬴政仿佛看到了‘商鞅’的影子，虽跟商鞅的积极进取不同，嵇恒明显显得有些慵懒，但两个人在有一个方向是一样，便是对于变法意志的坚定，他过去看了很多遍《商君书》，对商君的一些理念早已了如指掌，在商君看来，一个国家的变法派能够成功，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

　　从始至终商鞅都无比的清醒，知晓变法的最终目的，也知晓如何是最深刻彻底的。

　　而在这一点上，嬴政自身也好、李斯也罢，都达不到商鞅的清醒跟彻底，往往遇到一些需自己探索的事，便会下意识的归复王道传统，对于自身国家的体制、文明形态，也难以窥探到全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情况下，自会导致很多官员倒想迂政。

　　这无可厚非，也难以避免。

　　因为大秦本身对前路就很模糊，革新以来对天下治理也越发吃力。

　　最终难以避免的出现了动摇摇摆。

　　而当日在狱中，嵇恒说到其心志是‘变国家，变治式，变生计，变民众’时，嬴政瞬间对大秦的前路有了一些方向，只是对于具体如何‘变’，依旧很是模糊，而且他隐隐的察觉到，嵇恒之变，并非是他想要的变。

　　所以他需要嵇恒引领，但又要时刻提防嵇恒。

　　也正如他当初跟嵇恒交谈时所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他不可能重用嵇恒，也绝不会容许嵇恒出仕，这样一个足以凭个人能力推动天下革新的人物，根本就不是扶苏能掌控的。

　　尤其还是商鞅在前，当年商鞅跟秦孝公是何等君臣融洽，但在秦孝公死后，商鞅就表露出了跟变法不同的己见，便是想限制君权，而这才是当年商鞅真正被杀的原因，眼下嵇恒本就跟大秦的政治主张有差，若是让嵇恒出仕，以嵇恒之才，几年、十几年时间，就能轻易掌控朝堂。

　　到时天下可就难说了。

　　他不敢赌。

　　也不相信扶苏的能力。

　　所以他更宁愿监禁嵇恒一辈子。

　　嬴政收回心神。

　　他再度看起咸阳送来的文书，眼中露出一抹冷漠。

　　若是过去，他对杜赫等人‘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态度，并不会太在意，然既然大秦继续坚定的走革新之路，那就意味着无论是天下过去秉承的旧传统，还是这十几年大秦朝堂形成的迂政传统，都已成为了大秦革新路上的绊脚石。

　　既如此。

　　又岂能让其继续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