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借用以前战友的私人飞机去驾驶飞行。我们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结婚之后不久就收养了在荷兰遇到的两个孤儿，罗蒂和西奥。没错，我们成了一家人。

聊天暂告一段落，索默尔缓缓抬起头问道：

“迭戈怎么样了？”

我和斯帕克、莱纳斯互相使眼色，无声地催促着对方先开口。最后选择开口的是斯帕克。因为他是与迭戈接触最多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作为医护兵关心战友健康的习惯直到战后也改不了吧。而我只去看望过迭戈一次而已。

迭戈并未记恨于我。这是因为他对战时的大部分记忆选择了遗忘，即便见到我也只是呆呆地侧着头。看到朋友这样的状态，我感到十分痛苦，无地自容，失去了再次看望他的勇气。

斯帕克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平静地叙述起来。

“战争结束后，他看起来在逐渐康复。出院之后他回到老家，很快就开始自己租房子住。那个房子位置偏僻，又窄又脏。至于工作嘛……他那个症状几乎拿不到什么抚恤金，所以只有找工作才能活下去。但是他做什么都做不长久，建筑工、演奏乐器的工作、洗碗工，他换了好多种工作。”

一听便知连平时急性子的斯帕克也在注意用词。我很早之前就听他说过迭戈的情况，即便如此，现在听到还是让人想捂住耳朵。

“他换工作又换住处，没有办法定居在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他再相见时，发现他比以前更瘦了，脸色也变得很糟糕。大家都很担心他，于是让他也来参加一次退役军人的聚会，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小便里有血，后来才知道是晚期肾癌。六四年他就去世了。”说完之后，我们安静了。周围那些刚才还毫无存在感的喧哗声，便像调大的电视音量般凸显出来。我偷偷观察坐在斜对面的索默尔，只见他闭上眼，在胸前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

当索默尔再睁开眼时，便开始娓娓道来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在我们的帮助下，他逃出了收容所。之后他穿越了广阔的被战火烧过的原野，直奔家的方向而去。好不容易到了家乡，发现街上飘着细烟，他看到了红军的身影。他本以为家里应该已经被烧了个精光，但打开通往地下的暗门才发现妻子女儿在里面。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但她们还活着。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过上只为家人着想的生活，绝不再做铤而走险的事。”

德国一分为二，索默尔被迫留在东德政府所统治的地区。他没有抵抗，顺从地生活了过来。穿着分配的衣服，吃着分配的食物。分配的新家只要自己用心布置住起来也不会不舒服。

“我的处境有些见不得光，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斯塔西，也不准加入国家人民军。不过好歹还有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