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配苹果甜酱，油炸蔬菜有秋葵、土豆，还有鲜嫩的卷心菜沙拉和虾仁烩饭。

“真是的，你看奶奶铆足劲做了这么多。儿子，你累坏了吧？能吃得下吗？”

尽管我说“没问题”来回应母亲的关心，但或许因为一直吃干粮罐头胃容量变小了，费了好大工夫才把饭菜吃完。

家人有好多问题想问我，但奶奶一个眼色，他们只好把话都咽了回去。我在心里感谢奶奶。虽然对不起大家，但我的胃里和心里都塞得满满的，根本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饭后喝了咖啡心情才放松下来。凯蒂说还要学习然后回了二楼自己的房间。喝了好多啤酒醉醺醺的父亲随意睡在躺椅上打着呼噜。

我用餐巾擦了嘴然后起身离开座位，走到床边打开了收音机。热闹的音乐、朗读节目，然后是新闻，正在播报太平洋的战况。我关掉开关，听见身后有人叫我。

“蒂莫西。”

我的右手立马动起来，下意识地去摸步枪。当我反应过来时，我强装笑脸回过头去，看见奶奶站在那里。她把银白色如绸子般有光泽的头发扎了起来，挺直了身躯。尽管如此，她抚摸我脸颊的时候我仍能感觉到她手上的皱纹多了，静脉也凸出得更加明显。

“我忙着做饭，都没好好跟你说一句，你回来了。”

“嗯，我回来了。”

我听见厨房传来辛西娅与母亲的谈笑声。她们在洗碗，不知道是谁说了个笑话，两人哈哈大笑。就像索默尔常说的那样，和睦的家庭。然而现在，我总有一种只有自己不属于这里的感觉。

犹豫盘踞在我的脑海，恐惧与不安正一刀刀刺穿我的内心。能回到家的喜悦让我对没能回来的人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我带回来的背包里，装着战友的遗物：奥哈拉的头发，布莱恩给我的牛奶糖包装纸。我把对美丽战火的憧憬锁了起来，感觉到了与战友们分离的孤寂。

我想起心留在战场上、只剩下了躯壳的战友，想起为了回到家人身边而踏上旅途的异国男子，想起离我们远去的好友，他的母亲和舅舅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他的死讯？

突然间从额头上传来粗糙的触感，我猛然抬起头。奶奶正用餐巾帮我擦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流了好多汗。

“真是遗憾，这个家里好像没有人能够分担你的悲痛。不过你要知道这儿是你的归宿，也是你的起点，永远都是。”

“嗯……是啊。”

“你不用强忍悲痛，也不用因为不悲痛而内疚，蒂莫西。这和用汤匙尝味道是一个道理，一点点慢慢来，不要心急。”

奶奶浅浅一笑后起身，静悄悄地走出了餐厅。

那天晚上，我在梦里久违地见到了我的好朋友们。其实也不是现实中他们的样子，在梦里我们都只有七八岁，只是一起不停的玩耍。

年幼的我在原野上来回跑，矮小的他蹲在地上画飞机。

“爱德。”

好久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了。

少年抬起头，对我挥着手。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小时候不戴眼镜，但我太过固执，在梦里还是给他戴上了。

还有迭戈、温伯格、莱纳斯、斯帕克和奥哈拉也从小山坡那边跑了过来，大家都是小朋友的模样。迭戈看起来特别调皮，浅黑色的肌肤，露着耀眼的白牙。莱纳斯还是一样英俊，而斯帕克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似的皱着眉。温伯格的样子和现在变化不大，奥哈拉则是说个不停。最后瘦高个儿索默尔也慢慢爬上山坡来，大家都到齐之后开始玩当兵的游戏。

一边做梦一边清楚地知道这是个梦，还真是奇妙。明明在部队待了那么久，居然还玩不腻。我站在大人的角度俯瞰他们，看着他们玩得陶醉。

没错，这酥麻的伤口一定会陪伴我疼痛一生。

奇怪的是，在梦里面我们都背着洁白的降落伞。

那之后不久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新总统杜鲁门的指示下，美军的轰炸机飞向日本上空。

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新研发的核武器——原子弹。二十多万平民百姓遇难。大约一周之后，日本终于投降了。

至此，持续了整整六年，席卷整个世界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宣告结束。无论是同盟国阵营还是轴心国阵营都死伤无数，据说死亡人数总数超过了六千万。所有地方都满目疮痍，混沌不堪，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准确的伤亡人数吧。

第一〇一空降师于同年十一月解散，直至硝烟再起的那一天，它都将一直沉睡下去。

[1] 译者注：（德语）别开枪，别开枪！。

[2] 译者注：AFN，American Forces Network，美军广播电台。

[3] 译者注：《圣经》里的罪恶之城。

[4] 译者注：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

[5] 译者注：（德语）埃里希，也把这些带过去！

尾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我在柏林弗雷德里希大街的麦当劳里边喝咖啡边等着朋友。橱窗外，车身圆滑的福特汽车以及四四方方线条硬朗的特拉贝特汽车穿梭往来。眼前的人行道上，身着蓝色牛仔裤、搭配墨绿色外套的青年从右边走来，戴着墨镜的少女从左边走来。少女穿着红色高跟鞋，精神抖擞，栗色的秀发随风飘动。

沿着大街再往前走便能看见东西柏林分界点的检查站——查理检查站。象征着首都和分裂的勃兰登堡门以及上个月被柏林市民亲手推倒的柏林墙也在附近。

当年我被称作“小鬼”，战争结束时刚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