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靠厂里发的那点儿基本生活费哪够养家的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就我这屋热闹，老有人来，也都是厂里的老人，退休没什么事儿做的。”

　　“您一天都在这儿？”郑德已经明白了高翔询问的意图，随即补充了一句。

　　“差不多，除了购买生活日用品，我很少出门，也没处去。一日三餐，我就在屋门口做。昨天，除了早晨到院子里转转，哪儿也没去，都待在屋里。中午李万才、杜康、张李忠在这儿下棋，我就躺在床上睡了会儿。你们可以再问问他们。”

　　“今天案发后呢？警察来之前，有外人从这栋楼出去吗？”郑德问完，看到高翔对他点点头。两个人之间总有默契，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字眼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心领神会。

　　“这就没注意了。当时楼里的人都跑出来了，人挺多。要不，你们问问其他人，人多，眼睛也多啊。”

　　“好，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有情况我们再联系。”高翔站起身，握了握莫老头的手，和郑德一起走出了值班室。

　　三天后的中午，对筒子楼所有住户的调查取证工作全部完成，高翔和郑德赶回市局。两个人先到食堂简单吃了午饭，就匆匆赶回刑侦支队大案队的办公室。

　　碰了碰情况，结果并不乐观，调查没有为案情的侦破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高翔和郑德都陷入了沉思。

　　首次现场勘验的时候，他们曾查看过丫丫被害的房间，南墙上有一扇窗户，窗户上的插销早已损坏，两扇变形的窗页靠金属扶手上的布条捆绑固定，布条陈旧但完好无损。他们当即就确认了罪犯进入犯罪现场的路径是屋门。虽然门锁完好无损，但罪犯完全有可能具备无痕迹撬锁的技能。莫老头的证词否定了从开始下雨到案发有陌生人进入的可能，后来对谭老四几个人的询问结果再次证实了莫老头提供的情况。高翔曾经考虑过罪犯在下雨前已经进入了筒子楼，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他们仍旧在调查住户当晚行踪的同时具体核实了每家每户的人员往来情况，调查最终将这种可能性排除了。

　　排除筒子楼正门进入的可能，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罪犯是临近案发时从一楼的男厕所潜入的。因为夹在男女厕所中间的水房根本没有窗户，而女厕所的窗户早就从外面用砖砌死了。高翔勘查现场时无意间问过筒子楼里的一个大妈，这个窗户开始就是封着的吗？大妈说不是，原来女厕所窗户外有棵老杨树，很多年前发生过男青年爬树偷窥的事儿。厂子里当年为此事做过专门调查，到了也没查出个眉目来。可偷窥的事儿还接二连三地发生，搞得人心惶惶，后来干脆就封上了。

　　对这条唯一可能潜入犯罪现场的路径，刑侦技术大队的大队长魏虎亲自做了勘验。男厕所窗户位置较高，尺寸也小。魏虎自己做了个尝试，发现完全靠臂力虽然可以把身体牵引到窗户的高度，但由于窗户太小，身体牵引到适当高度后，根本无法衔接弯头或抬脚的动作，这就意味着不借助蹬踏物是无法钻进窗户的。以魏虎的身手都无法完成的事儿，又有什么人可以完成呢？高翔和魏虎几乎同时推翻了罪犯赤手钻人的可能。可是窗户外面没有发现蹬踏物，外围搜索也没能找到可疑的物证。罪犯是不大可能把这样一件辅助工具在作案后抛带到更远的地方的。何况即便他真的具备这样的反侦察能力，离开的时候又怎么处置从里往外爬时使用的蹬踏物呢？退一万步讲，罪犯自己携带了某种方便的、可收放的蹬踏工具，逃离的时候利用工具自带的功能将蹬踏工具成功收敛带走了，那么他如此详尽、周密的计划难道就是用来对付一个十一岁的、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构成威胁的小女孩的生命吗？这样大费周章的隐藏潜入路径的目的又何在呢？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是一个职业罪犯，一个专门为犯罪而犯罪的罪犯。

　　高翔想，假定这周密的潜入和出逃确有其事，罪犯又是如何准确选择潜入的时机而保证不被起夜上厕所的人撞上呢？再有，门锁可能无损撬开，却不能完全消声，难道大雨真的完全淹没了罪犯作案的声息以致莫老头和谭老四等四个人都没有察觉？难道他可以瞬间完成撬锁，再次逃脱撞上人的风险？案发现场距离值班室的距离仅仅是两间住房，七八米的距离，他应当能够听见值班室里的麻将声、说话声，甚至可以看到值班室东墙上门窗透射出来的灯光。他就是在这样的视听环境里，在不太明亮却仍可照明的灯光的照射下坦然选择将犯罪进行到底的吗？什么样的心理才能承受一系列可能发生的风险？最重要的，他怎么能准确选择了孩子的房间而不是其他人的，如果屋子里是两个甚至更多人呢？解释只有一个，他非常熟悉屋内的情况！

　　一切勘查结论和逻辑推理都将犯罪疑点一点点限定到了筒子楼里的住户身上。可是几天下来，逐步深入的调查取证却将所有住户的嫌疑一一排除了。罪犯不是筒子楼里的人又会是什么人呢？案件陷入了困境。

　　犯罪路径的认定过程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巧合，对目前认定的路径勘验后，又没有发现罪犯遗留的任何痕迹。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心理，全都诡异地逃脱在推理之外。

　　高翔的思路突然卡住了。

　　他的直觉告诉他丫丫一案可以和林巧珠、仝思雨的案件串并。他的理智却又提醒他还存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