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正因蛮夷猖獗至此，朝廷更需彰显天威，予以迎头痛击！臣请陛下即刻下旨，擢升浙直总督胡宗宪，总制东南沿海诸省军务，授以全权，统一事权，督率俞大猷、戚继光等部，并调集各省精兵，筹措粮饷军械，务必于最短时间内，寻敌主力，决战海上，一举荡平丑类，献俘阙下！”

这是他思虑已久的方案，也是目前破局唯一看似可行的出路。

东南战事迁延，除了敌人狡猾，各省督抚、总兵事权不一、互相推诿也是重要原因。

胡宗宪资历深厚，久镇东南，虽曾为“严党”边缘人物，但在抗倭及后来配合陈恪开海等事上，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被先帝亲封梅林伯，且与俞大猷、戚继光等将领相善。

更重要的是，他非高拱嫡系，亦非清流核心，用他总揽全局，既能避免朝中党争掣肘，也能以其能力和威望压服各方。

至于他昔日的污点……在如此危局面前，已顾不得许多了。

“胡宗宪……”隆庆帝沉吟片刻，“他能当此重任？”

“陛下，”高拱抬起头，目光坚定，“梅林伯久历兵事，熟悉海疆，昔日提督浙直，抗倭有功，俞、戚二将皆曾在其麾下效力，令出易行。值此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人，授以非常之权。臣愿以首辅之位担保，胡宗宪必能竭忠尽智，为陛下分忧，平靖海疆！”

高拱此言一出，殿中不少大臣暗自吸气。

以首辅之位作保，这是破釜沉舟了。

但也可见高拱压力之大，已到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扭转局面的地步。

隆庆帝看着老师额角的细汗和眼中的决绝，心中稍定。

他知道高拱的脾气，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如此。

“既如此……便依先生所奏。着即加胡宗宪兵部尚书衔，总督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东南沿海一应文武官员，悉听节制！赐尚方剑，准其先斩后奏！务必克期剿贼，以慰朕心！”

“陛下圣明！”高拱与一众大臣俯首领旨。

圣旨以八百里加急送出紫禁城时，朝堂上的争议并未停止。

关于这“东印度公司”究竟是何来头，为何能以“公司”之名行“宣战”之实的讨论，在私下里愈演愈烈。

有博闻者翻出早年佛郎机人在濠镜、红毛夷在澎湖滋事的零星记载，试图拼凑这个“荷兰”的轮廓；更多的人则依旧沉浸在“天朝”思维中，将其简单归为“恃强海盗”或“番国冒称”。

但无论理解与否，一个共识已经形成：东南之事，已非寻常海患，而是关乎国体尊严的严重挑战。

胡宗宪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肩上的，是整个帝国对海上威胁的惊怒、疑虑，以及必须获胜的沉重期望。

几乎同一时间，东南前线，杭州，浙直总督衙门

胡宗宪接到那份加急送达的、赋予他几乎东南半壁军政全权的圣旨和尚方剑时，脸上并无多少喜色，反而更添了几分沉郁。

宦海浮沉数十年，从依附严嵩到独立支撑东南抗倭大局，再到嘉靖末年险死还生，他太明白“权柄”二字背后是何等沉重的代价。

总督东南、节制四省、赐尚方剑……这看似无边的事权，实则是将他架在了烈火之上。

胜，或可功成名就，一雪前耻；败，则万劫不复，九族难保。

他没有立刻升帐点将，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谢恩。

只是将自己关在了行辕内那间最大的签押房里，对着墙上悬挂的巨幅东南沿海及外洋舆图，久久伫立。

舆图是这些年陆续绘制的，比朝廷兵部存档的还要详尽，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港口、岛屿、暗沙、洋流，以及最近几个月红毛夷舰船出没的大致区域。

胡宗宪的目光扫过舆图的每一个角落，从广东的澳头、柘林，到福建的月港、厦门，再到浙江的舟山、双屿……红毛夷的袭击看似飘忽，但细细琢磨，却能发现一些规律：他们似乎有意避开俞大猷水师主力常驻的核心区域，专挑防御相对薄弱、但又具备一定经济或战略价值的地点下手。

每次袭击，无论规模大小，都迅速果断，一击即走，绝不恋战。

“这不像寻常海寇求财，倒像是……练兵，或者，试探。”胡宗宪喃喃自语。

他收到过俞大猷的密报，也看过广东、福建送来的战况详述。

敌人的船坚炮利，行动之狡诈迅捷，战法之迥异于以往任何对手，都让他心惊。

更让他警惕的是那份“宣战书”透露出的信息——对方并非毫无组织的海盗，而是一个有着严密架构、清晰目标，甚至敢以“公司”之名与国家“宣战”的怪物。

他们求什么？如果只是报复被拒的贸易请求，袭扰已足够，何必正式宣战，将冲突升级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胡宗宪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舆图的右上角，那里，孤悬于海外，与日本九州隔海相望的，是两个被他用朱笔特意圈出的点：琉球，以及更北一些的，标注着“石见”的地方。

琉球有陈恪留下的大舅哥常钰镇守，驻军虽不算极多，但依托岛链，水陆配合，防御体系相对完善。

上海那边，俞咨皋的水师也算是一支可用的机动力量。

而石见……那里有陈恪当年打下的银矿，有“镇倭城”，驻军两千余，皆是百战精锐，火器配备精良，城防坚固。

从军事角度看，那里并非软柿子。

“若我是那红毛夷酋……”胡宗宪眯起眼睛，换位思考，“宣战，将冲突公开化、扩大化，对我这样体量的大明而言，意味着必须调集更多资源，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