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内心与外界的强烈撞击，才有可能使天才迸发出悲愤沉雄的火花，点亮一个黑暗的时代，以及无数后人黑色的眼睛。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回到南宋的辛弃疾，一心不忘锐意恢复。宋孝宗即位之后，朝廷有北伐之志，辛弃疾连上《九议》、《应问》等奏章，并著《美芹十论》，论南北形势，双方人才，坚信金国必亡。可是，他的观点并不为当政者所喜。不久，南宋又与金国讲和，恢复之梦又变成泡影。

辛弃疾先后被任命为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安抚使。当时各地多受兵灾，井邑残破，辛弃疾上任之后，均徭薄赋，招纳流民，与民休息，每到一处，皆有善政。而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北伐之梦，恢复之志。

1180年，辛弃疾时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他上表朝廷，说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要求准许建立一支部队，命名为“飞虎军”。事实的真相是，辛弃疾看到当时南宋军队孱弱朽败，“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宋史·辛弃疾传》）为了震慑金兵，他想亲手训练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为北伐准备力量。

不久朝廷回复，委任辛弃疾亲办此事。得到准许之后，辛弃疾马上命令修建营房，购买马匹，招纳士兵。南宋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在辛弃疾雷厉风行的作风面前被击得粉碎，一些官员找借口拖延怠工，但是辛弃疾“疾行逾力”。官僚们见怠工的方法不能奏效，于是转而记起诬陷的法宝，很快就有人给皇帝打小报告，说辛弃疾借口建飞虎军，聚敛无度。皇帝降下金牌，命令辛弃疾马上停止。辛弃疾接到之后，将金牌藏起来，命令部下一月之内必须把营房建成，违者军法处置。谁知部下说，因为造瓦不易，无法按期完成，宁愿接受惩处。辛弃疾问：“需要多少瓦？”部下回答：“二十万。”辛弃疾说：“不用担心。”然后命令手下在官舍、神祠以及民房上，每户取瓦二十片，两天之内，需要的瓦就全部备足，僚属叹服。

在辛弃疾的努力下，飞虎军终于建立，军成之后，“雄镇一方，为江上之冠。”（《宋史·辛弃疾传》）

不过，对于雄才大略的辛弃疾来说，建立一支只有两千五百人的飞虎军，只不过是牛刀小试。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小试，他也再没有机会尝试过。在他担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时，他又建议造万领铠甲，招兵买马，严格训练。可是这次官僚的应对更为直接和恶毒，一个叫王蔺的大臣干脆说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还说辛弃疾招兵买马，莫非是“旦夕望端坐‘闽王殿’”（暗示其想拥兵叛乱——笔者注）。这一招可谓恶毒至极，也有效至极，无奈之下，辛弃疾只好辞官还乡。

辛弃疾从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两次遭到弹劾，十八年在江西家中度过。无法估量，辛弃疾的闲居对南宋王朝究竟有多大的损失，但是这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失去了一次中兴的机会是无疑的。

和中国几乎所有的失意文人一样，在闲居的时候，辛弃疾找到了最后的救主：陶渊明。他说：“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他还说：“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最高楼》）但是，陶渊明最吸引辛弃疾的，并非常人见到的五柳居士的恬淡潇洒，而是在这恬淡潇洒后面高昂的头颅，在菊花丛中隐现的傲岸的身影。

如果我们剥去陶渊明所谓“隐逸之士”的外衣，还他本来面目，就可发现，这位所谓“浑身静穆”的诗人，何尝“静穆”，原来却是一位“金刚怒目”的铮铮汉子。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反抗精神，“我醉欲眠君且去”的率真态度，“性刚才绌，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的倔强性格，“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的高尚情操，都证明他不是一个“浑身静穆”的人。“岂知英雄人，怀志不得伸”（明张志道《题陶渊明归隐图》），这才是陶渊明的真实面目。他是积极进取的，也是壮志未酬的。

——张忠纲《辛弃疾与陶渊明》

遁归田园的隐士与壮志难酬的武士在南宋的田间就这样相遇了。不过在辛弃疾身上，金戈铁马的武士与激情澎湃的诗人完美地结合为一人。于是他在归隐时的很多田园诗便少了一些文人的酸腐气，多了很多田园的泥土香味。这些美丽的乐章，即使在数百年之后，仍然让人们嗅到宋朝稻花的香味，听到宋朝蛙声的和鸣。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很多士大夫对田园的歌咏，只不过出于偶尔一发的雅兴。如同城里人厌倦了高楼大厦，想到农家住住草房小院；厌倦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味，品尝一下野菜蕨根。而且很多文人的田园诗词，总是极力避免“俗”，即使是谈农夫，似乎农夫们都天生一副仙风道骨，绝非庸常泥腿子可比。可是辛弃疾却不避“俗”，不讳“实”，他的笔下不是经霜的秋菊，也不是傲雪的红梅，竟是普普通通的稻花，而这种带着泥土滋味的香气氤氲在词人路前的时候，他想到的跟一个老农想到的没有区别：丰年。

大俗，才是大雅。此时的词人，远离了杀声震天的沙场，也远离了危机四伏的朝堂，在这最平常却最切实的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