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升迁让人眼花缭乱：先是担任登州知府，四个月后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迁起居舍人，次年，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即掌管皇帝诏命。

苏轼在短短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由七品到六品，再跳过五品到达四品，最后到达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这个官职永远是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奏。在宋代，最高品衔一品几乎从未颁授过，宰相是二品，此时的苏轼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苏轼却并未能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顺应潮流，响应时变”。

司马光上台之后，对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主张无论好坏一律废除，而苏轼在贬谪经历中，看到了新法某些措施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因此主张有选择地“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王安石因其个性执拗而被称为“拗相公”，而司马光的执拗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但是在与之争辩“免役法”的兴废时，双方意见不一，气得苏轼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乃至于司马光“忿然”要驱逐苏轼。以反对变法而被贬谪的苏轼，在新法失败之后，又遭到了自己同党的嫉恨。

苏轼并不明白，在很多人眼里，政治就是一笔笔股票投机交易。与股票唯一的一点不同是，股票投机是低价时买进，高价时抛出，而政治投机则是低价时抛弃，高价时趋附，不折不扣的追涨杀跌。政坛上永远不缺少这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新党专权的时候，他们大唱赞歌，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又马上改头换面。为了博得新主子的喜爱和信任，献媚和告密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晋身之阶。因此，当苏轼与司马光的矛盾公开化之后，一群“希合光意，以求进用”的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纷纷上疏对苏轼进行诬陷和攻击。苏轼难以在京师立足，无奈之下，多次上疏“补外”。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奉命以龙图阁学士担任杭州知府，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对他来说，如同十八年前离开京师到杭州任通判一样，能离开京师那个是非之地是他最大的愿望。

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苏轼担任的是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权力更大，因此他有更好的条件为百姓做些实事了。苏轼到任不久，适逢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苏轼上表朝廷要求减免赋税，又施舍灾民，建造病坊，配置良药，为百姓治病。饥荒过后，苏轼勘查西湖，发现湖中蔓草横生，于是设计开河浚湖，兴修水利。四个月后，工程竣工，但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蔓草和淤泥？苏轼计上心来，用这些废物建造了一座长堤，从此游人们可漫步长堤，往来南北，堤上遍种花木，这就是有名的“苏堤”。

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苏轼在百姓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弱智”，苏轼是十分明白的。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摸着大肚子对侍女们说：“你们看我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都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笑道：“学士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为之绝倒。

在这个天真可爱的诗人眼里，真正的时宜只是自己的良心、百姓的冷暖，而不是潮起潮落的权力变更，更不是随着权力变更而改变的自己的操守。于是，苏轼在纷纷扰扰的权力集团之外，独立为一棵树，一棵不随着风向摇摆的树。但是，独立的代价，必定是排挤和陷害。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他这种坚守无异于自寻死路。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一直在暗中支持苏轼的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相。章惇在历史上以两点闻名，第一：他是苏轼年轻时的好友；第二：他是宋代最奸诈卑鄙的小人之一。因此，他注定成为苏轼后半生的仇敌，并以这种方式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已经五十九岁了。刚刚上台的新党把苏轼过去的诗文翻出来寻章摘句，“乌台诗案”的故伎重演，诬陷苏轼“语涉讥讪”、“讥斥先朝”，先撤去学士职，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府。苏轼还在上任途中，诏书又多次改变，最后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惠州地处岭南，在宋代还属于蛮夷之地，未开化之邦。苏轼自认为生还无望，便把家小安顿在阳羡（今江苏宜兴），独自携幼子南下。临行时，家中姬妾纷纷散去，唯有朝云苦苦相随。

朝云是杭州人，原先是苏轼的妻子买来当侍女的，后来被苏轼收为侍妾。在京师的时候，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便去世了。于是，朝云就成了苏轼的妻子。众所周知，朝云是苏轼最喜爱的知己，面对这个大自己二十六岁，却天真得像个孩子的男人，朝云反倒更像一位大姐姐，甚至像一位母亲，用自己女性温柔的光辉，护佑着苏轼多灾多难的人生。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林纪事》卷五引《林下词谈》说：苏轼被贬到惠州，一天和朝云闲坐，那时刚到秋季，天地萧瑟，苏轼要朝云拿出大酒杯，唱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正想唱，却泪满衣襟，苏轼询问原因，朝云说：“我感到难受的，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