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后面的繁星”（见第十卷《梦桥》）。在前面一段，她提到一座潮湿的长桥，在雾霭中“显得那样深远”。也许第一种描写是难以置信的，但两种描写都有神奇的效果。

我列举了两个具有视觉效果的描写。现在还想强调一段具有心理效果的描写。一位妇人站在幕帘后面，看见一个男人走进来。紫式部写道：“尽管她十分肯定地知道，他看不见她，但她还是下意识地梳理了一下头发。”

显而易见的是，仅举两三个例子无法展示这部长达五十四卷的小说的深度。我愿向所有阅读这段文字的读者推荐这部小说。促使我写下这一小段力不从心的笔记的英语译本题为《源氏的故事》，去年又被译成德语（《源氏公主的故事》，由岛屿出版社出版）。法文译本是对前九卷的翻译（《源氏的爱情故事》，由普隆出版社于一九二八年出版）。麦克·勒翁的《日本文学史》中也收集了一些片段。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1]Arthur Waley（1889—1966），英国学者、翻译家，精通汉语、日语、西班牙语等语种。

安东尼·伯克莱《永远抓不到的人》

由于没有一般作品具有的趣味，侦探小说也许只写如何破案。它可以没有冒险，没有景色，没有对话，甚至没有人物个性。它只提出悬念，然后将悬念化解。埃德加·爱伦·坡于一八四二年发表的侦探故事——《玛丽·罗热的秘密》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只讨论了一宗凶杀案。马·菲·希尔由三个系列故事组成的《扎列斯基亲王》重复了这一苏格拉底问答法。但是，侦探小说还应该具备一些其他东西，除非作者不想让人去读它。一个可悲的例子就是不知何故能名声大噪的弗·威·克劳夫兹。他的所谓纯侦探小说《谜桶》没有人物个性、没有景物、没有生动的语言，只有时间表和令人费解的事件的堆砌。

安东尼·伯克莱在他早年发表的一部小说的题献中写道，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许已被耗尽，以后应该采用心理小说的手法。顺便要指出的是，这种说法毫无新意。威尔基·科林斯的《白衣女人》（一八六〇年）和《月亮宝石》（一八六八年）就是狄更斯式的心理小说。

作为侦探小说，《永远抓不到的人》不应受到多少重视。作者提出的悬念没有多少意思，悬念的破解比悬念重要得多。悬念和悬念的破解不及小说中的人物和景物来得生动。这部作品有二百五十多页。在第二百二十七页，作者仿照奎因的做法，让读者判断谁是凶手，以及凶杀是如何发生的。我要公开承认，我没能成功。我还要承认，我对小说中的悬念也不感兴趣，那是作者关心的问题。

《永远抓不到的人》描写的是一宗毒杀案。一种毒药可以令人死亡，而下毒者又远离现场。按照我的意见，这种简单的情节简直都不能算是侦探小说。如果作案工具是一把匕首或枪，那么作案的时间是明确的。但如果作案工具是毒药，作案的时间就会被拖长，变得模糊不清。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埃德纳·菲伯[1]

埃德纳·菲伯诸多的小说是美国的神话故事和令人亲切的史歌。她的每部小说都发生在不同的地区和时代。她笔下的英雄都十分伟大，都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赢得幸福。但在今天看来，这种英雄行为不过是打破常规的丑闻。

埃德纳·菲伯于一八八七年八月诞生在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索。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匈牙利人，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同许多美国作家一样，她也是先搞新闻，后攻文学。二十三岁那年，她发表了第一部作品《丑陋的女英雄》。之后，她用整整一年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但文稿被她扔进字纸篓里，是她的母亲将其保存了下来。一九一一年在纽约出版了《道恩·奥哈拉》。随后发表的作品有：《埃玛·麦克切斯尼及其同伙》（一九一五年）、《可笑的自己》（一九一七年）、《姑娘们》（一九二一年）、《如此之大》（一九二四年）、《演艺船》（一九二六年）、《壮志千秋》（一九三〇年）和《美国美人》（一九三三年）。

《如此之大》、《演艺船》和《壮志千秋》已被搬上银幕。第一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和她儿子之间的爱与友谊；第二部小说叙述的是乘坐汽船航行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两位悲剧演员的故事；而最后一部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俄克拉何马的英雄故事。

她还著有一些喜剧和短篇小说。

埃德纳·菲伯说过：“我的愿望就是坐在芝加哥市中心麦迪逊大街和国家大道拐角的一张藤椅上，看着人来人往，在美好的心情中慢慢走向衰老。”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8年9月2日《家庭》杂志。

邓萨尼勋爵《闪闪发光的大门》

这部描写军人和猎人形象的作品实际上是邓萨尼勋爵的自传。这是一部有意避开忏悔的自传。这种躲避不是错误。有的自传体作者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隐私，而我们对这种隐私躲之唯恐不及。有的作者即便在描写日落或提及一只老虎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展现自己伟大的心灵。第一种作者的代表可以是弗兰克·哈里斯和乔治·穆尔等。第二种作者有……邓萨尼勋爵还喜欢运用迂回的手法。糟糕的是，这种手法在他用来并不总是奏效。

我们只要看看《一个梦想者的故事》中的随便哪一篇（比如，描写被黑社会永远埋葬在泰晤士河的淤泥中的男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