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e，十四世纪英国作家，因著有《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赢得了“中世纪最伟大的旅游者”称号，也有“最大的谎言家”的恶名。

[2]Charles Morgan （1894—1958），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批评家。

[3]Charles Montagu Doughty （1843—1926），英国游记作者、诗人。

罗伯特·阿龙《滑铁卢的胜利》

叔本华写道：“历史事实完全是表象世界的外形，除了从个人身世所派生出的现实外，没有其他现实。要找到这些历史事实的解释，就好像在云雾中寻找成群的动物和人。历史讲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类一场长久、沉重而又难以理解的梦。科学是真实的、有体系的，历史却没有体系，只有没完没了的个别事实的罗列。”

相反，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却认为，历史是周期性的，并提供一种处理历史上的类似事例的专门技术，一种文化历史的形态学。

一八四四年德·昆西写道，历史是永不干枯的，因为排列、组合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正如叔本华所认为的，解释历史不比在云雾中寻找动物和人更少随意性。但是，让你感到满足的是这些动物和人的多样性。

对《滑铁卢的胜利》这本小说的作者罗伯特·阿龙来说，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是命中注定的（这个标题——这里也许值得我们注意——对巴黎人来说是荒谬的，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却不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滑铁卢不是一次失败。所以，说它的胜利，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惠灵顿公爵打败，他的骑兵在英国步兵方阵面前分崩离析。阿伦在那本备受称赞的书里，做了相反的假定：布吕歇尔[1]和惠灵顿被拿破仑战败。阿龙将滑铁卢战役倒了过来。人们会问，这种凭空想象的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回答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知道的真实情况是，“滑铁卢的胜利者”拿破仑很快就退位了。他退位了，因为这是之前的历史发展的结果，绝非偶然。“这本书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该书前言说，“其实只要做一些小小的变换和想象，就可以变灾难为胜利，变被迫退位为自动退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不大，道德和心理等其他因素却占很重要的地位。”

这部作品有一定的魅力，形式新颖，只是作者的论点完全值得商榷。

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1]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 （1742—1819），参与滑铁卢战役的普鲁士军队统帅，绰号“前进元帅”。

一部令人震惊的文学史[1]

在德国的文选中，克拉邦德[2]的名字既不是太风光，也不是特别声名狼藉。他带头模仿中国抒情诗，有几首真有些像原文，甚至比原本的中国抒情诗更像。我记得一部题为《灰阑记》的书和一部题为《穆罕默德》的英雄小说。但是我坦白地承认，我对这部有缺陷的、发行量却很大的《文学史》却一无所知。过去曾经建立过功勋的劳动出版社不久前轻率地向西班牙和美洲作了介绍。三个加泰罗尼亚人签订了翻译出版西班牙语版的合同。我认为，这三个人诬蔑了克拉邦德，但我无法因此便掩盖其他所有针对他们的谴责的不真实性，它们绝大部分（暂时这么说吧）是结构性的错误。这三个加泰罗尼亚人所犯的错误事实上只有两个：第一，他们越俎代庖的安排使得在一部世界文学史中，哈辛托·贝达格尔[3]占的篇幅比詹姆斯·乔伊斯还多。对阿索林的赞美，整整用了两页，而对保尔·瓦莱里的评论仅用了四个词，单单他的名字就用去了其中两个词（对巴列–因克兰[4]的介绍用了一页；对奥尔特加——加塞特也用了一页，对斯宾格勒只用两行，对舍伍德·安德森也只用两行，而福克纳则一行也没有）。

第二个缺点是品位很差。在第一百四十九页，总是犯错误的三个人将贡戈拉所有作品中最荒唐的那几行诗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加以崇拜。

年轻人赤裸着身躯，

海水灌满了他的外衣，

又沾上了许多沙子，

随后摊晒在阳光下；

温和太阳甜甜的舌头，

几乎没有舔到它；

在海浪缓慢的拍击下，

它又渐渐地吸饱了海水。

这一小节水淋淋的诗，居然被译者认为是“赏心悦目的”。（我忘了，在第三百零二页写道：欧亨尼奥·多尔斯·伊·罗维拉[5]在法国知识界施加了特别的影响；又说，豪梅·博菲利[6]是“典范的、随心所欲的艺术家……”还有明显的错误之处，就以歌德著名的诗句来说：

当一个人在痛苦中默不作声，

神灵允许我述说内心的烦闷。

我们的加泰罗尼亚人是这样翻译的：

如果一个人在痛苦中不吭声，

给我一个神灵，好让我向他倾诉烦闷。）

还有一些错误我们不知道该算在谁头上。比如下面这则讣告我们是该归功于已故的编辑戈德沙伊德还是我们的加泰罗尼译者：“虔诚的东方人保尔·克洛代尔”在一九三七年去世了？对前面的提法我表示怀疑，我以前曾怀着惊异的心情读过几页有关亨利·巴比塞、保尔·克洛代尔和弗朗西斯·雅姆[7]的文章，“正确地说，他们都是法国–德国人”，这就是说，保尔·克洛代尔根本不是东方人。那篇文章又说：“就像查尔斯·德·科斯特[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