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柩入土，是黄昏时分。

湖南湘乡，荷叶塘。这地名起得贴切——塘不大，七八亩水面，挤满了荷叶。时值深秋，荷已残了，枯黄的叶子耷拉着，茎秆弯折，在水面上投出凌乱的影子。只有塘心还有几片残绿，在夕阳下倔强地挺着。

曾家祖坟就在塘边的小山坡上。

没有恢宏的墓园，没有精美的石像生，只有十几个土包，长满荒草。曾国藩的墓穴在最东头，紧挨着父母——这是遗嘱里写的：“葬于父母墓侧，不起坟，不立碑，三年后与地同平。”

挖好的墓穴很朴素。

一丈长，三尺宽，黄土的壁，底下铺了层石灰——防潮。没有墓砖，没有椁室，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土坑。

棺材放下去时，发出沉闷的“咚”声。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黄昏里格外清晰。送葬的只有曾家几个至亲，还有十几个湘乡老家的族亲。没有官员，没有同僚，连县衙都没来人——按遗嘱，没发讣告。

曾纪泽捧起第一捧土。

黄土从他指缝间滑落，洒在柏木棺盖上，沙沙作响。然后是第二捧，第三捧……族亲们轮流捧土，一捧一捧，渐渐把棺材掩埋。

夕阳越来越斜。

金色的光从西山那边照过来，穿过残荷的缝隙，在黄土上投出斑驳的光影。有风吹过，塘里的枯荷叶簌簌作响，像在低语，像在送别。

最后一捧土落下时，天边正好飞来一行大雁。

雁阵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发出悠长的鸣叫。叫声在暮色中飘荡，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群山之后。

曾纪鸿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从怀中取出那只锦囊。

他打开锦囊，倒出里面的碎玉。

七块碎玉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他把碎玉一块块放入墓穴——不是撒进去，是小心地摆放，在棺材头的方向，排成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

最后一颗“天权星”的位置，他放了那绺白发。

白发用红绳系着，轻轻放在碎玉中间，像七星拱卫的北极。

做完这些，他重新捧土，把碎玉和白发掩埋。

土越堆越高，渐渐隆起一个低矮的土包。不高，不显眼，混在祖坟的十几个土包里，几乎认不出来。

按遗嘱，不在坟头插引魂幡，不烧纸钱，不设香案。

只有一炷香。

曾纪泽点燃线香，插在坟前。青烟袅袅升起，在暮色中盘旋，然后散入风中，散入荷塘，散入这片曾国藩出生、成长、最后归来的土地。

“父亲，”他低声说，“到家了。”

风忽然大了些。

塘里的枯荷哗哗作响，像在回应。

同一轮月亮，照在千里之外的东梁山。

山巅有块巨石，形如卧虎，当地人叫它“虎头岩”。岩上此刻坐着两个人——康福，还有陈玉堂。

两人中间摆着一坛酒，三个粗陶碗。

酒是陈玉堂带来的——不是好酒，是镇上最便宜的烧刀子，但埋了三年，今夜特意挖出来。他说：“送送曾大人。”

康福没说话。

他独臂空悬，望着东南方向——那是江宁的方向，也是湖南的方向。月光很亮，山下的竹林在风中起伏，像一片墨绿的海洋。远处的长江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一条沉睡的巨蟒。

“时辰差不多了。”陈玉堂说。

他拍开坛口的泥封，酒香顿时涌出——浓烈，呛鼻，带着山野的粗粝。他倒了三碗酒，酒液在粗陶碗里晃动，映着月光，像三碗碎银。

第一碗，康福端起，缓缓洒在岩石上。

酒渗进石缝，留下一片深色的痕迹。

“这一碗，”他说，“给涤生兄。”

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山巅传得很远。

涤生兄。

不是“大人”，不是“大帅”，是“涤生兄”。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这个称呼。因为从此以后，曾国藩不再是两江总督，不再是一等侯，不再是那个需要他守护的人。

只是一个……兄长。

一个认识了三百年，并肩作战过，也生死相搏过，最后终于在轮回尽头达成和解的兄长。

第二碗，陈玉堂端起。

他没有洒，而是自己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康福。康福接过，也喝了一口。酒很烈，烧喉咙，但暖身子。

“这一碗，”陈玉堂说，“给我们自己。”

康福明白他的意思。

给曾国藩，是送故主。

给他们自己，是庆新生——庆祝终于从那个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走出来，庆祝终于能坐在一起喝酒，庆祝终于……可以只是两个人，而不是湘军哨官和太平军师帅。

第三碗，康福端起。

他走到悬崖边，望着脚下的万丈深渊，久久不动。

月光照在他脸上，那道疤从眉骨划到嘴角，在月色下泛着淡淡的光。独臂的空袖管在风中飘荡，像一面残缺的旗。

“康禄。”他轻声唤弟弟的名字。

然后，他把整碗酒，缓缓倒向深渊。

酒液在空中散开，化作一片细密的水雾，在月光下闪着微光，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像眼泪，像叹息，像……一场做了太久终于醒来的梦。

康禄。

那个白净瘦弱、总跟在他身后的弟弟。

那个加入太平军、说要“杀清妖报仇”的弟弟。

那个最后死在天京城头、用生命完成了某种使命的弟弟。

现在康福明白了——康禄不是死在他手里，是死在他们共同的宿命里。就像曾国藩不是死在他手里，是死在那场持续了三百年的战争里。

都是棋子。

都是祭品。

都是……不得不如此。

“好了。”陈玉堂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该放的，都放了。”

康福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