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究在私塾里痛心疾首，捶胸顿足：

“牝鸡司晨，鼓励妇人多产，操持贱业，有伤风化！有悖圣人教化！礼崩乐坏啊！”

但很快，他们微弱的声音就被更多算计着“补贴”、“爵位”和“儿孙前途”的务实声音给淹没了。

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求，往往比空洞的道德说教更有力量。

尽管通货膨胀让铜钱的购买力肉眼可见地缩水，但中枢的大政策方向却丝毫未变，甚至更加激进和清晰。

以工代赈的工地越来越多，遍布各州郡，数十万计的流民被组织起来。

河道被疏通，官道被拓宽，新的水利设施和粮仓在修建……

他们用自己的力气，换取一日两餐和微薄的工钱，勉强维生，也为国家恢复着元气。

官府依旧鼓动百姓，甚至是那些小有积蓄的人，大胆地前往隋通钱柜设在各地的分号去申请贷款。

那利息，低得在以往看来简直是白送。

无论是凑钱去南方贩运些茶叶、蔗糖等特产，还是召集三五同乡开办个小织坊、小铁匠铺，甚至是多租赁几头官牛、几件好农具，扩大耕种面积……

朝廷，似乎在用一切办法，试图将沉淀的力量激活，将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而真正力挽狂澜，给这燥热不安、危机隐现的局面注入一剂强心针，并让杨子灿的所有政策得以稳住阵脚的，却是另外一个庞然大物。

隋通船运，这个倾注杨子灿大量精力、资源，整合了大隋皇室权势的物流巨子。

它，早就遍布帝国绝大部分内陆水路，运网完备，运力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