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气象设备。我值班，被他们抓住了。”

他的目光变得遥远：“他们要拷问我部队的布防情况，我不说，他们就折磨我。就在我以为要死的时候，你父亲带着三个人冲了进来。那场战斗很惨烈，你父亲中了三枪，但把特工全歼了。他背着我跑了五里路，送到野战医院。医生说，再晚十分钟，我就没命了。”

林潜沉默着。这些事，父亲从没说过。

“伤好后，我想谢谢你父亲，但他已经上了前线。”陈永年继续说，“再后来，就是1979年2月，他牺牲的消息传来。我去参加过追悼会，见过你，那时候你才五岁，躲在妈妈身后，眼睛哭得红肿。”

“这些和‘烛龙’有什么关系？”林潜问。

陈永年的表情凝重起来：“你父亲牺牲前，交给我一样东西。他说如果自己回不来，让我保管好，将来交给能信任的人。”

“什么东西？”

陈永年站起来，走到一个文件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方形物体。他走回来，把包裹放在桌上。

“你自己看。”

林潜解开油布。里面是一个铁盒，已经生锈了。他打开盒盖，里面是一本笔记本，还有几张照片。

他先看照片。第一张是黑白的，上面是一群军人的合影，背景是边境的界碑。林潜认出了年轻时的父亲，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笑容很灿烂。

第二张照片让他瞳孔骤缩。

那是哈拉湖的航拍图，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里是一个模糊的黑点。照片右下角有拍摄日期：1978年11月3日。

“这是……”林潜的声音有些发紧。

“你父亲牺牲前最后一次任务的照片。”陈永年说，“那次任务很特殊，不是常规的边境巡逻，是深入对方境内，调查一个‘坠落物’。”

林潜翻开笔记本。第一页就是父亲的字迹，刚劲有力：

“1978年10月28日，接上级命令，调查中蒙边境‘异常现象’。据牧民报告，10月17日夜，哈拉湖方向有‘火球’坠落，伴有巨响。次日，湖面出现大量死鱼，湖水变色。”

接下来几页是详细的调查记录。林振国带领一个五人小组，在哈拉湖区域搜索了七天，最终确认坠落物沉入湖心。他们尝试打捞，但湖水太深，设备不足，只能放弃。

“10月31日，取样湖水送检。11月2日，检测结果返回：湖水放射性超标37倍。上报后，命令封锁消息，撤离。”

“11月3日，撤离途中遭遇不明武装人员袭击。对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非普通匪徒。交火中，小王、小李牺牲。我腿部中弹，仍带队突围。”

“11月4日，返回基地。上级命令：此事列为绝密，所有参与人员签署保密协议。我感觉不对，留下这份记录，以防万一。”

林潜一页页翻看，手在颤抖。父亲的字迹他很熟悉，但这里面的内容，他从未听说过。

笔记本最后一页，是几句没头没尾的话：

“那不是陨石。我在湖底看到了，那东西有人工痕迹。谁放下去的？为什么要放？为什么上面要隐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件事没完。如果有人看到这本笔记，记住：别相信任何人。有些人，已经不是人了。”

落款是：林振国，1978年11月5日。

二十三天后，林振国在边境巡逻时遭遇伏击，牺牲。官方说法是“越境武装分子袭击”，但林潜一直怀疑，父亲的死没那么简单。

现在，他明白了。

“你父亲牺牲后，我意识到危险。”陈永年说，“有人来找过我，问我要‘东西’。我装傻，说不知道。他们没强迫，但我知道被监视了。1980年，气象站接到调令，要撤销这个站点。我趁乱带着你父亲留下的东西，躲进了峡谷深处。这一躲，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林霄忍不住插嘴，“你就一直在这里？”

“大部分时间。”陈永年点头，“偶尔出去，用以前的关系弄点补给。这气象站废弃后，设备还在，我修好了发电机，还能用。峡谷里磁场异常，无线电进不来也出不去，反而安全。”

林潜合上笔记本，看着陈永年：“‘烛龙’找这东西，找了四十年？”

“不止。”陈永年说，“我暗中观察过，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来一次，在哈拉湖周边活动。有时候是科考队伪装，有时候是旅游团。他们在找湖底那个东西，但一直没找到准确位置。你父亲当年记录的位置，只有这本笔记里有。”

“那现在……”

“现在他们可能快找到了。”陈永年的表情很严肃，“最近一个月，峡谷附近的异常活动明显增多。我设在外围的预警装置被触发了三次。昨天还有一架无人机飞进来，虽然被磁场干扰坠毁了，但说明他们已经靠近了。”

林潜想起哈拉湖观测点那两个人，想起赵建国。一切都连起来了。

“赵建国是‘烛龙’的人？”他问。

“赵建国？”陈永年皱眉，“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如果是‘烛龙’在西北的负责人，那应该就是他了。‘烛龙’的结构很复杂，分很多部门，有搞‘商业’的，有搞‘科研’的，还有专门干脏活的。赵建国应该是干脏活那部分的。”

办公室里沉默下来。只有发电机低沉的嗡嗡声，和窗外呼啸的风声。

林潜把笔记本重新包好，放回铁盒：“这东西我要带走。”

“本来就是你的。”陈永年说，“你父亲留它，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交给你。他说过，如果自己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