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现在问我要星星，我都能买个天文望远镜，要是再生一个，我连她想要的芭比娃娃都买不起，那不是作孽吗？”

张小莫想起昨天接念念放学，女儿举着张画跑过来，上面画着两个小人，一个扎着羊角辫，一个穿着蓝色小衣服。“妈妈，这是我和弟弟，”念念指着蓝色小人，“我教他画画，他帮我拿画笔。”她当时抱着女儿，心里酸溜溜的，既想满足女儿的愿望，又怕给不了两个孩子好的生活。

“叮咚”，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微信，附了张照片：父亲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件小小的虎头鞋，是母亲织的，针脚有点歪，却很精致。“你爸说，这虎头鞋是给外孙准备的，当年没给你弟弟织成，现在要给念念的弟弟织。”后面跟着个流泪的表情。

张建斌凑过来看了照片，沉默了很久。“我明天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好好说说。”他握住张小莫的手，掌心的温度暖融融的，“香火重要，但我们的日子更重要。不能为了续香火，让你和孩子受苦。”

晚上，念念睡着后，张小莫坐在书房里，打开电脑，屏幕上是育儿成本计算器，她输入“二胎”“上海”“双语教育”等关键词，结果跳出来——“预计总支出480万”。数字后面的小数点，像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

手机响了，是陈峰发来的微信：“小莫，川北的野雏菊童装卖得很好，我们和公益组织合作，每卖出一件就捐10块钱给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捐了五万多了。”后面附了张照片，孩子们穿着绣着野雏菊的童装，笑得像朵花。

她突然想起母亲怀二胎时，总说“等弟弟出生了，我们一起去后山种野雏菊”；想起自己小时候，一个人趴在门槛上写作业，羡慕邻居家的孩子有弟弟陪；想起念念举着画喊“我要弟弟”时的模样。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让她心里的天平，开始慢慢倾斜。

“还没睡？”张建斌端着杯热牛奶走进来，放在她面前，“我跟我妈打电话了，吵了一架，她说要是不生男孩，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他坐在她身边，拿起计算器，“不过我想好了，要是你真的想生，我们就生。我明天去跟老板谈加薪，实在不行，我就兼职做代驾，总能凑够钱。”

张小莫握住他的手，指尖碰到他掌心的老茧——是他最近练吉他磨的，为了给念念弹摇篮曲。“我不是一时冲动，”她看着他的眼睛，“我想给念念留个伴，就像当年我妈想给我留个弟弟一样。我不想她像我小时候一样，一个人玩，一个人面对所有事。”

“我知道。”张建斌摸了摸她的头发，“其实我也怕，怕以后我们老了，念念一个人扛着房贷，扛着我们的医药费，像你当年一样。”他打开电脑，调出一个文档，“这是我做的二胎预算表，我们可以把念念的兴趣班减两个，钢琴班换成线上的，能省两千；我戒烟戒酒，一个月省一千；周末我去做家教，一个月能挣三千。这样一来，月支出能控制在两万五以内。”

文档里的预算表做得很详细，每一项支出都用不同颜色标注，“开源”部分写着“兼职家教”“线上接单”，“节流”部分写着“减少兴趣班”“自带午餐”。张小莫的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键盘上，晕开了“二胎预算”四个字。

“哭什么？”张建斌帮她擦眼泪，“我们一起努力，总能扛过去的。就像当年你开网店，从一个快递盒开始，现在不也上市了吗？”他拿起那件天蓝色的小毛衣，“你看，这毛衣多好看，要是生个男孩，就穿这个；要是生个女孩，我们就织件粉色的，让她们姐妹俩穿一样的衣服。”

电饭煲的保温灯还在亮着，橘色的光透过书房的门缝照进来，像条温暖的小路。张小莫想起母亲织毛衣时的样子，戴着眼镜，熬了三十个晚上；想起父亲拿着虎头鞋的笑容，虽然苍白，却很坚定；想起念念举着画喊“我要弟弟”时的模样，羊角辫上的小黄鸭晃得厉害。

“好。”她点了点头，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们生。”

张建斌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抱起她，在书房里转了个圈，书架上的书哗啦啦地响。“我明天就去买叶酸，周末我们去医院做体检。”他放下她，拿起手机，“我再给我妈打个电话，跟她好好说说，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张家的孩子。”

电话接通后，婆婆的声音依旧很冲，张建斌却很有耐心：“妈，生男生女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您要是真想要孙子，就来上海帮我们带孩子，别总在电话里催。”他顿了顿，声音软了些，“当年您为了生我，被生产队罚了半头牛，我知道您不容易。但现在时代变了，女孩也是传后人，念念现在会背唐诗，会弹钢琴，比男孩还优秀。”

张小莫靠在他身边，听着他和婆婆沟通，心里暖暖的。她走到阳台，月光洒在晾衣绳上，上面挂着念念的小袜子和那件天蓝色的小毛衣。远处的东方明珠亮着灯，像颗温暖的星星，和厨房里电饭煲的橘光呼应着，照亮了她心里的路。

第二天早上，念念醒来就喊：“妈妈，弟弟什么时候来？”张小莫笑着帮她梳好羊角辫，把那枚小黄鸭发卡别得更紧些：“妈妈和爸爸正在努力，等春天来了，弟弟就会来了。”她从衣柜里拿出那件天蓝色的小毛衣，“你看，外婆给弟弟织的毛衣，好看吗？”

“好看！”念念抱着毛衣跑向客厅，“我要给弟弟起名字，叫小雏菊！”她把毛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