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下来：“主管，我爸他快不行了，我必须回去，项目的资料我都整理好了，我可以远程对接，不会耽误进度的。” 刘主管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行吧，准你五天假，项目的事你跟团队交接好，有问题随时联系。”

电梯里的镜子映出她苍白的脸，眼底的红血丝像蔓延的蛛网。她想起上周给父亲打电话时，他还笑着说 “透析完能吃两碗粥，你妈做的南瓜饼真好吃”，想起母亲在电话里说 “你爸种的南瓜熟了，特意给你留了最大的一个，等你回来吃”，想起自己还答应父亲，等忙完这个项目就回家陪他晒太阳，教他用智能手机视频。这些承诺像泡沫，在 “尿毒症加重” 的现实面前，一触即破。

出写字楼时，阳光更烈了。街对面的超市挂着 “为汶川祈福” 的横幅，门口的音箱播放着《感恩的心》，几个穿校服的孩子举着募捐箱，向路人鞠躬。有个老太太颤巍巍地往箱里塞了张五十元，纸币上还沾着菜籽油的味道，孩子鞠躬时，红领巾在阳光下飘得像团火焰，脆生生地说：“奶奶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张小莫的脚步顿了顿。她想起新闻里那些失去家园的孩子，想起救援人员不眠不休的身影，想起自己捐出的 3000 块或许能帮某个家庭买顶帐篷，能让某个孩子喝上一瓶干净的水，能让受伤的人及时用上药品。可父亲的透析费还没着落，母亲还在医院里孤立无援，这种矛盾像把双刃剑，一边是大义，一边是亲情，把她的心脏割得鲜血淋漓。她走上前，摸了摸一个小女孩的头：“你们真棒，这么热的天还来募捐。” 小女孩仰起脸，笑着说：“老师说，帮助别人是最快乐的事！姐姐你也捐钱了吗？” 张小莫点点头，眼眶又热了。

出租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时，她的手心已经被手据和手机硌出了红印。红色的捐款印章于手机屏幕上 “透析 480 元” 的字样重叠在一起，荣光与重压在同一秒碾压着她的灵魂。她突然想起 2004 年父亲刚确诊尿毒症时，自己攥着转诊合同在医院走廊崩溃的样子，那时的绝望与此刻如出一辙，却又多了份身不由己的无奈。

母亲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蓝布围裙上沾着父亲的呕吐物，头发乱得像团枯草。看见张小莫跑过来，她突然站起来，膝盖撞在金属椅腿上，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小莫，你可算回来了！医生刚才又来催了，说再凑不齐钱，就不能做强化透析了，还说…… 还说你爸可能撑不过今晚。” 她往女儿手里塞了张病历单，蓝色的医院印章盖在 “尿毒症晚期” 几个字上，像块冰冷的铁。“我刚才又去求医生了，医生说医院也有难处，不可能一直欠着费用。”

张小莫捏着病历单，指尖在蓝色印章上反复摩挲。捐款收据还在口袋里，红色印章的油墨蹭在病历单上，两种颜色混在一起，像幅荒诞的画。她转身往医生办公室跑，推开门就说：“医生，我是张建国的女儿，我爸的透析费我会想办法凑齐，您能不能先给他做治疗？我保证，三天之内一定把钱交上！”

医生放下手里的笔，看着她通红的眼睛，语气缓和了些：“姑娘，我知道你着急，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欠费超过一定数额，确实没办法继续治疗。你父亲的情况很危急，强化透析必须尽快做，不然肾功能会进一步恶化，到时候就算有钱，也回天乏术了。” 张小莫抓住医生的胳膊，声音带着恳求：“医生，求您了，我爸这辈子没享过福，好不容易等到我能挣钱了，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我现在就去借钱，您再等等，再给我一点时间。” 医生叹了口气：“行吧，我再跟护士长沟通下，尽量给你争取几个小时，你赶紧去凑钱。”

“我去凑钱。” 她把病历单折好放进包里，转身就往医院外跑。林慧在后面喊她的名字，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可她不敢回头，怕看见母亲绝望的眼神，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她想起公司的同事，想起老家的亲戚，想起所有能借钱的人，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手机在手里被攥得发烫。她先给莉莉打了电话，听筒里传来酒吧的嘈杂声：“借钱？小莫，不是我不帮你，我这月刚还了信用卡，还买了新包，兜里比脸还干净，实在没钱…… 你要不问问其他人？” 接着是辅导机构的老校长，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小莫啊，真是对不住，机构最近效益不好，学生少了很多，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我也没多余的钱能借给你。你爸的病，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最后是李叔，老头的声音带着歉意和担忧：“小莫，我那点养老钱都给你爸交了之前的住院费，实在没多余的了。我刚才去跟邻居们打听了，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也没凑出多少钱。你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别的辙。”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医院门口的募捐箱上。几个志愿者举着 “为汶川献爱心” 的牌子，向路人分发传单。张小莫看着募捐箱里的纸币，突然觉得无比讽刺 —— 自己刚捐出去 3000 快，现在却连父亲的透析费都凑不齐。她想起新闻里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到了自己身上，却连 “八方支援” 的边都摸不到。一个志愿者走过来，递给他一张传单：“您好，为汶川地震献份爱心吧，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张小莫接过传单，眼眶通红：“我也想帮，可我现在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