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三万，是三十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意味着关中至少一半的农户将受益！

“我知道，有人不信。”李健提高声音，压住嘈杂，“有人想，这又是官府的把戏，做做样子，过几天就反悔。有人想，地契拿到手也没用，官府想收回去就收回去，就像从前那些‘永佃契’，说撕就撕。”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不一样了。从今往后，关中之地，也跟河套一样施行新法。这地契上盖的是总兵府大印，受新法保护。谁的地，就是谁的。官府不能随意收回，地主不能随意剥夺。田租，定死，永不加赋。徭役，折银缴纳，严禁摊派。谁敢违反，军法处置！”

台下寂静无声，只有粗重的呼吸声。这些话，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人们心上。从前佃田，最少也要交五成，多的七成、八成！永不加赋？朝廷的税可是年年变！年年加！折银纳役？从前服徭役，一去就是几个月，家里农活全耽误，还得自己带干粮！

“空口无凭。”李健从桌上拿起一张地契，展开，“这就是新式地契。我念给大家听——”

他清了清嗓子，朗声念道：“西安府泾阳县民王前门，永业田十五亩，坐落张家庄东头，东至小河，西至大路，南至李四田，北至官道。年纳赋税二成，永不加赋。大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三，陕西总兵府颁。”

念完，他将地契高高举起，让前排的人能看到：“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上面有编号，有存根，一式三份，总兵府存一份，县衙存一份，你自己持一份。谁也改不了，谁也赖不掉。”

他将地契递给顾炎武：“顾先生，开始吧。”

顾炎武走到台前，展开手中的名册。他今日也特意穿了新衣。他神情庄重，如同主持祭典的大祭司。

“第一个，”顾炎武朗声念道，声音清越，“泾阳县，王家庄，王前门！”

人群后排，一个老汉浑身一震。

王前门，六十二岁，泾阳县王家庄人，祖孙三代都是佃农。今天天不亮就从泾阳出发，走了三十里路赶到西安。

这一路他都在想：是不是弄错了？王家庄那么多户，怎么会第一个叫自己？自己一个穷佃户，名字怎么会排在名册第一？

“王前门！”顾炎武又喊了一声。

“在……在！”王前门如梦初醒，颤声应道。他的声音干涩，像破风箱。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所有人都看着他，目光复杂——有羡慕，有期待，有祝福，也有那么一丝嫉妒。

王前门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向高台。他的右腿有残疾，是二十年前给地主张立贤家扛粮时摔断的，没钱治，落下了病根，走路一瘸一拐。

此刻，从人群后排到台前，不过三十步路，他却仿佛走了一辈子。

他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像是怕惊醒了这个美梦。拐棍戳在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声响，敲在每个人心上。

终于走到台前，王前门看着台上那些大人物，看着李健温和的目光，看着顾炎武手中的名册，看着那箱子里厚厚的地契……忽然，膝盖一软，扑通跪下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跪官员。从前见里长、见县丞、见地主，他都要跪。可这一次，不一样。

“老人家请起。”李健亲自走下台，弯腰扶起他，“今天不兴跪，起来说话。”

王前门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他低着头，不敢看李健，只盯着自己的破草鞋——鞋底已经磨穿了，大脚趾露在外面，冻得发紫。

顾炎武从一摞地契中抽出一张，开始念：“王前门，原佃泾阳县张立贤家田十五亩。经核查，该田确系张立贤强占民田所得，按《土地改革令》，现归还原主。今将泾阳县张家庄东头水浇田十五亩，划为王前门永业田。年纳赋税二成，永不加赋。此契一式三份，总兵府、县衙、本人各执一份，以为凭证。”

念完，他将地契递给王前门。

那是一张淡黄色的宣纸，比巴掌大些，纸质厚实。上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字，墨迹乌黑发亮。

王前门不识字，但他认得自己的名字——那是村里私塾先生特意教他的三个字。

当时先生还用树枝在地上划了又划，说：“前门叔，你看，这是‘王’，这是‘前’，这是‘门’。记住了，这就是你的名字。”

他颤抖着接过地契，翻来覆去地看。纸张厚实，墨迹清晰，右下角盖着鲜红的方印——那是总兵府的大印，他在县衙告示上见过类似的图案。印泥还是湿的，蹭了一点在他拇指上，红艳艳的，像血，又像火。

“这……这真是给俺的？”他不敢相信，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是你的。”顾炎武说，“从今天起，那十五亩地，就是你王前门的了。你可以自己种，可以传给子孙，可以买卖——虽然新法鼓励自耕，不鼓励土地兼并，但你有处置权。”

王前门呆呆地看着地契，又看看李健，再看看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那些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但此刻都望着他，眼神里是同样的渴望。

忽然，他转身面对乡亲们，高高举起地契，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青天大老爷！！这地……真是咱的了！！”

声音嘶哑，却如惊雷炸响，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

短暂的寂静后，广场沸腾了。

“万岁！李总兵万岁！！”

“青天大老爷啊！！”

“我们有地了！有地了！！”

许多人当场跪地磕头，痛哭流涕。有人从怀里掏出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