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内被抓，将在英国的殖民法庭上受审，被判死刑或流放。在三英里以外被捕的海盗则由英国人审理，或是交由官府处置11。1843年，新的香港警察署助理监督到任，这个英格兰人曾任汉语翻译多年，大力拓展了英国的行事方式，因为他懂得怎么利用当地的告密者，讯问从香港水域舢板上抓来的水手，获取海盗动向。殖民政府也施行了新的户籍登记法令，要稽查住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也要稽查在港口游弋的驳船和渡船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并在其船只画上清晰的编号。英国当局有权进入领地“全部或部分由华人居住或驾驶的”房舍及附近水域的船只12；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英国人能不能这么做还大可置疑。

英国人慢慢开始将海盗赶出海域，但海盗却沿着河道往内地避难，尤其是沿着西江，从广州城深入广西。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不能进入广西追剿海盗，而清廷及地方官府的水师数量零星，缺乏训练且装备拙劣，对这些海盗也无力处置。广西东部的大小河川只有四艘较大的舰船负责管辖，每船配有十四名兵丁、水手，另外再加上十八艘只配备两个兵丁和两个水手的小巡艇。13

海盗装备精良，久经风浪，这点水师根本起不了作用，水师甚至闻之丧胆。海盗抓到官兵之后，手段是出名的残酷：海盗在俘虏的朋友面前伤害俘虏，好迫使家人出钱来赎身；海盗挖坟盗骨，等族人付了钱才交还；若是官府的巡哨官佐落到海盗手里，会割下官佐的耳朵或将其活活烧死14。海盗若遭包围，困兽之斗更是残忍。水师或英国水手若攀上海盗船，曾有海盗抓起点着的引线奔向火药舱，宁愿同归于尽，也不愿被俘。激战之后，落水的海盗若是发现水中有清兵或洋水兵，还会予以痛殴，欲取其性命，或死死抱住他们，一起沉入水中，葬身海底15。

尽管英国人想方设法剿灭海盗，但香港也为海盗提供各种军火器械等给养。许多海盗乔装成寻常商人和渔民，利用香港设备良好的船坞来修理船只。香港有个剃头匠叫崔阿朴，英国人在清剿海盗时也利用这种人来做密探，此人从英国当局获得制造火药的执照，暗地将火药卖给与他接头的海盗16。崔阿朴有一些同党，其中有个穆斯林逃兵尤阿禾，他是一个出生在马来亚的混血，父亲是中国移民，母亲是马来人，他参加了锡兰步兵团（Ceylon Rifles）17，但在驻香港时做了逃兵，躲到村庄里，卖掉了以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名义发给他的来复枪，还出卖专门知识和他的人脉。葡萄牙人和华人通婚或私通在澳门很普遍，生下的混血有很多做了海盗，其中最出名的是“大头羊”张钊，此人父亲是华人，母为西洋人，大头羊的匪帮后来转进内陆，盘踞桂平一带18。

一个叫阿九的女人做的生意更是复杂，她向华人和洋人掮客或租或买船只，不但糖、食油和棉花买卖做得有声有色，也把鸦片和火药卖给海盗；她的情夫恩迪科特（J. B. Endicott）船长拥有一艘买卖鸦片的美国船“鲁帕雷尔”（Ruparell）号19，阿九从他那儿得到不少鸦片和火药。1840年代，她在澳门以每年一百五十美元，向葡萄牙人租了一栋房子，好抚养她和恩迪科特所生的孩子。她以每对一百三十美元的价格，向英国船长赊账买了六响枪，用低价买了失事的船只上泡了海水的鸦片。阿九能讲几句英语，她还有一具伦敦考克斯（Cox）公司制的望远镜、一只吉瑙·布雷内（Guinaud Brenet）制的银表、两架称钱的天平、一管英式单筒猎枪20。有次阿九在香港港口遇到英国巡捕，说要以走私及唆使抢劫的罪名逮捕她，她便从船上跳到一只等在一旁的舢板，安全脱逃。但若中国人要讹她的话——有人曾扣过两艘她的船——那她就会威胁说她的“洋朋友”会来报复云云，最后那些人只好赔钱了事21。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未解决鸦片贸易的地位问题。在名义上，买卖鸦片仍是非法的，但交易数量却扶摇直上，并沿河道向广州以外的内地扩散。昔日海盗，今为河匪；1844年洪秀全第一次在广西传教时，就可能已有匪徒进入桂平一带，“保护”鸦片买卖，到了1846年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时，这情形已是确实发生了。大多数盗匪对这地方还不熟，所以便以当地的山匪，或胁迫当地村民充作向导。22

郁江和黔江在桂平县城交汇，之后入浔江，而桂平自然就成了这类活动的中心。每年有几千人沿浔江回家，洪秀全也是其中之一。从桂平逆流而上，多奇岩激流，小溪曲折通幽。自桂平顺流而下，则是百舸争游，生意兴隆。货物集散繁忙，自然引起匪徒觊觎，而沿江多岛屿水湾，又为水生水长的劫匪提供了藏匿栖身之所。广西人对于从贩卖鸦片、绑票和收取保护费能得多少钱财心知肚明，所以也会窝藏河匪，提供食物。到了1840年代中期，一些自称“米饭主”的人成立合股商号，做起收保护费的生意，也来分一杯羹。23

许多河匪在当年干海盗时也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他们把这一套也带到内河。这些会社其实颇为松散，其中最有势力的是所谓的三合会或天地会，其发端要追溯到1760年代，有一群长于福建东南和广东的人不满时局，里头有云游僧道、拳师、赌徒、糕饼制作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