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儿扔下去了。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亲爱的日本友人们，你们好，这些炸弹就是那个开运输机的老头子海因茨给你们丫带来的……

海因茨也是飞虎队出身的，飞虎队里净是这种神主儿。比如对香港进行轰炸，提出“错肩”作战计划的梅里安. G. 库帕上校，早年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曾开辟了泰国和伊朗航线，后来一度去好莱坞当导演拍电影（库帕导演的电影中，那部几乎家喻户晓的《金刚》赫然在目！）。抗战爆发后，库帕重操旧业，报名参加飞虎队，实在是飞虎队队员中少有的正儿八经的“绅士”了。

谁知，这个正派的绅士却迟迟到不了中国。等弄明白了原因，大家只能哭笑不得。原来，这位“绅士”在年轻的时候，竟然是一名黑白通吃、为钱卖命的雇佣军！他在苏波战争中受雇于波兰政府，曾用飞机轰炸过红军，给苏军带来很大损失。当时飞虎队员到中国多通过苏联从新疆入境，库帕也早早申请了签证，但是很快就传来一个可怕但是可靠的消息——听说他要经过苏联，曾经遭受过库帕轰炸的一帮苏联老红军已经串联起来，准备在他入境的时候给他一顿老拳，以报当年之恨。这条消息吓得库帕来中国的日程推迟了足有半年。

想在飞虎队里找到一个真正的绅士，难啊。

且继续说斯科特的战斗。虽然希尔抢走了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斯科特声称他很快找到了第二个——又一架不看后方盯着轰炸机死打的日本战斗机。斯科特描述当时的情景：“这次我贴到了非常近的位置，连飞行员的头和敌机的固定式后轮都看得十分清晰了，才扣动扳机。我清楚地看到子弹打中了敌机的驾驶舱，浓烟顿起。为了避免相撞我急忙做了一个翻转的动作，而后又接一个半滚转，再接俯冲——这样，即便刚才我的背后有日本战斗机悄悄接近，也足以把它甩开了。”

从打中敌机后的表现来看，斯科特能成为优秀的王牌飞行员而没有死在战场上，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做他的副驾驶，而是随时的警惕与良好的飞行习惯帮助了他。

斯科特把这架敌机视为此战中自己的第一个战利品。此后，日军飞机注意到了这个不老实的家伙，猛扑过来。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混战的结果，斯科特宣布又击落两架隼和一架双发的日军战斗机。

非常不幸的是，根据后来双方战绩核对的情况来看，这场战斗斯科特和他的战友们基本是被更加灵活的隼式追着打，斯科特在缠斗中所谓击落两架隼的战绩并不可靠，估计是开炮后对方不见了，斯科特就把敌机记入了击落。实际上可能是更加机敏的敌机遭到射击后立即避开，并没有真的被击落。

所谓双发的日本战斗机，更无从说起。因为当时日军在中国使用的唯一双发战斗机就是“屠龙”，可是香港并无“屠龙”机驻扎。香港日军机群只有33战队第3中队的6架隼式战斗机和水上飞机基地的零式水上侦察机（这种飞机没有参加当天的战斗）。斯科特可能是在混战中错将正在坠落的阿拉斯中尉机当成了被自己击中的敌机。

那么，斯科特击落的第一架飞机应该算是有谱了吧？

很遗憾，香港的地勤人员证实，6架起飞迎战的日军隼式战斗机事后都返回了基地，证明斯科特并没有打下来任何敌机——对比双方战斗，他攻击的敌机，应该是日军竹森军曹驾驶的4号机。竹森的确被打得很惨，机身上破了几个大窟窿，自己也负了重伤，但他的确把飞机开了回去，而且落在了跑道上，所以只能算击伤不能算击落。

隼式是日军第一种安装自封油箱的战斗机，其生命力比原有其他机种强了很多。

刚从香港空战中回到基地的斯科特，看起来还有一点儿迷惘。

但是，另一个诡异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尽管日军占尽上风，穷追猛打，但除了阿拉斯中尉的B-25，所有中美联合空军的飞机都顺利返回了桂林基地。

陈纳德下令立即加油飞昆明。斯科特他们刚刚离去，日军第33战队的追击部队就赶到了桂林。当时参战的日军飞行员生井清中尉回忆：“我们在天河机场上空盘旋等待敌机，却久久不见动静，根本没有和敌机交手的机会。地面指挥官固执地认为对香港的攻击是佯攻，直至接到香港的损失情况，才明白上了当。但我们的油料已尽，无法遂行追击任务，只能立即加油，重新起飞去轰炸敌军的基地桂林。很遗憾，当我们到达桂林的时候，却发现敌军早已无影无踪，跑道上只有一架陈旧的运输机。”

安田义人曹长驾驶的隼式战斗机——咦怎么好像刷错了机徽啊？

这一仗以后，斯科特又和隼式硬碰硬打了几仗，但始终没有占到上风。

几次交手以后，斯科特整天琢磨怎么收拾隼式，人都有点儿魔怔了，不得不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幸好，这时候有个日军中的义人帮了他的忙。

日军中当时有“义人”么？

嘿嘿，肯定是，这位就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义人，因为，这位日本陆军航空队64战队的飞行曹长名字就叫安田义人……

五

安田义人在战争时只是个小曹长，相当于高级士官，要在美国空军里，戴这个军衔也就够给飞行员点烟擦皮鞋的。

就冲这一点，如果日本民族不是那么一根筋，估计二战中的日本飞行员早就都驾机起义投美国空军去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战美军的航空兵，是升官最快的单位，中尉、上尉拿簸箕撮，随便拉出个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