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弹从左后背穿过脊骨，由前腹而出，流血过多；肝脏及腰部均受创伤”。

8月14日，外国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三架中国霍克III战斗轰炸机正在飞向日军阵地，下方是正在撤离战区的英国竞技神号航空母舰。

2410号飞机损伤不重，不久又重新投入战场。但梁鸿云中尉因为伤势过重，经过几个小时抢救仍然不幸瞑目。“临终时并无遗言，唯云我不能死，我尚需飞空杀敌。”

这样重伤之后仍坚持把飞机开回机场的飞行员并非仅仅梁鸿云一人。

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4中队副队长梁鸿云中尉，山东栖霞人，战死于1937年8月14日。

九一八之战，空军为纪念东北沦陷六周年对日军发动空前的猛烈攻击（实际也是要在转用苏式装备后消耗掉原有的美式装备），宋美龄亲自到南京大校场机场迎送飞行员出击。混战中一架重伤的中国空军轰炸机挣扎着飞向机场，看得出来飞行员和飞机已经是在苦苦支撑。宋美龄回忆她当时和所有的机场人员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遥望那架摇摇晃晃的飞机，全心祈祷它能够平安落地。

不幸的是，这架飞机再也无法坚持了，在即将进入机场的一瞬间终于力竭，翻滚坠落。

那一瞬间，机场中人无不一声痛苦的长叹。

那是我们自己的兄弟，那是我们中国的好男儿啊！

《中国大空战》中记录了另一个场景——1937年8月，南京大校场机场，一架“雪莱克”攻击机像一头犹斗的困兽，遍体鳞伤，千疮百孔，座舱里、仪表板上处处是鲜血，挡风玻璃上是四个碗口大的血字：“还我河山。”

血字是中国空军第9大队少尉飞行员徐汉灵写的，他出击上海扫射日军阵地时受了伤，伤得很重，但仍把飞机飞了回来。落地后，这名年轻的飞行员蘸着伤口喷涌的鲜血，写下了这四个大字。

当时的中国，飞机太少了，而……自己又造不出来。

任云阁是9大队的飞行员，9大队的装备以轰炸机为主。梁鸿云是5大队的飞行员，该大队是中国仅有的三个驱逐机大队之一。梁和任既不是一个部队，使用的机种也不相同。所以，梁鸿云是不可能和任云阁在同一架907号轰炸机中坠落宝山的。

根据中国空军官方记载，这一战，任云阁机的驾驶员是一名东北籍飞行员，名叫祝鸿信，任云阁实际是射击手。

英勇出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

在日本偶然发现的一张照片——一架中国轰炸机坠落在南京大校场的外壕中。我很怀疑这架飞机，就是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说的那一架。

空中之虎——抗战开始时中国唯一的攻击机A-26雪莱克。

第9大队雪莱克攻击机的飞行员们，徐汉灵少尉，或许就在其中。

之所以《宝山史志》发生这样的错误，也是可以推测的。

《宝山史志》对于抢救907号轰炸机飞行员的描述，实际来源于一篇回忆文章，即亚平在《杨行抗日风云录》中所书《捍国搏长空　卫国照青史——记小庙坠机逸事》。作者是任云阁被抬出机舱时的目击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士。该文写作于1995年，距离907号机的坠落已经过去了48年，所以记错记漏在所难免。实际上，该文的大部分内容是准确的，例如任云阁曾被安葬在当地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亲属才将其遗骨迁走。这些都证明了任云阁牺牲在宝山，他的飞机也的确坠落在了北宗村小庙旁。

从文章内容看，作者并没有亲眼目击对驾驶员，也就是祝鸿信的抢救。所以，应该是抢救飞行员的人员错将其名字传成了“梁鸿云”。这个错误，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祝鸿信的名字中也带一个“鸿”字，双方口音不同，交流不畅；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第三天《大公报》报道的影响。

注意其中划线部分：“任云阁梁鸿云殉国”，因为两个人的名字是并排的，宝山当地的抢救人员可能想当然地认为救起的驾驶员应该就是梁鸿云。

正因为把梁鸿云和任云阁两机当成了一架，所以我国文献中对这次战斗的描述衍生出颇多错误。例如，多有描述任云阁机也是迫降在虹桥机场的说法，这应该是不确切的。

第二天的《大公报》中是这样报道的，注意划线部分。

任云阁机与梁鸿云机的相同之处，是他们同是遭到了日军95舰载水上侦察机的伏击。

下午，任云阁所在的9大队第9中队再次登机，前往杨树浦攻击日军阵地。

此时，风速已经达到每秒20米，但日军出云号的水上飞机（宫田大尉、出崎三空曹）依然起飞了，在3,000米空中担任警戒。16:00，宫田发现在1,000米髙度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