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描绘出赛场上的情形，而不是一个为了写体育故事而胡编乱造的蹩脚作家。在这些书里，他一再地重复自己在扮演着如同被献祭的童男一般的角色，反复提到了别人指手画脚地斥责他缺乏才华，他长篇累牍地描述了自己因为被人指责在从事着自己力所不逮的事业而体味到如受虐般的羞耻。他戏仿杜鲁门·卡波蒂(13)的风格，描写了自己是如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而卡波蒂则是戏仿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风格；在猛烈抨击詹姆斯·芬尼莫尔·库柏(14)的文章里，他的那种疾风骤雨般的讽刺风格简直就和马克·吐温(15)如出一辙；的确，在观察他人的愚蠢行为而不是自己的愚蠢行为时，他的目光极其敏锐。是啊，我记得一年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谈得甚欢，还有接下来重读他的著作所感到的愉悦，可我不记得克里曼来过电话要和我边吃午饭边聊乔治的死。

我也不相信乔治已经死了。“乔治还没有死”这个想法总是会固执地冒出来，再说他就这么死了，与他那对“形形色色的人生”充满永不枯竭的好奇心也不相符呀。乔治就是喜欢使用“形形色色的人生”这样的字眼，尤其是在他愉快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非洲的水鸟的时候，但凡看见什么有翅的、有爪的、有蹄的、有毛的、有鳞的、有皮的生物，这只水鸟都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攫入湍急的河流。克里曼的意思肯定不是指要和我谈谈乔治·普林顿的死，因为如果有人问我，“在你的同代人中谁会活得最长？在你的同代人中谁会长命百岁？在你的同代人中谁非但不会死，而且会用机智、精确、谦逊、迷人、困惑的文笔写出那不朽的成功，实现了永恒的生命的成功？”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乔治·普林顿”，就像《永别了，武器》(16)里和弗雷德里克·亨利打了一局台球的那个九十四岁的老伯爵。弗雷德里克在与他告别的时候说道：“我祝愿你能永远活下去，”而他的回答是：“我会的。”乔治·普林顿自打一生下来就在朝着永远活下去的方向迈进。乔治对死亡毫无概念，就和，比如说，和汤姆·索亚(17)一样；他的这种想要永生的想法其实与他敢和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较量一番是一样道理的。我担任纽约扬基队(18)的投球手，我参加底特律狮子队(19)的比赛，我在拳击场上与阿奇·摩尔搏斗，都是为了权威地记录下如何在比你优秀的人中间谋生，如何去摆脱随时准备着要毁掉你的一切强敌。

当然，在那些书里隐藏着更多潜在的东西。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乔治在一起吃饭。餐桌上的他显得十分小心谨慎，而我则一直在思考着他那隐秘的写作动机。我觉得对社会阶层的关注最为深刻地激励了他去以独特的体育题材为主题进行创作，他在体育比赛中小心翼翼地冒险，其实就是将自己置身在一个剥夺了阶级优势的形势之中（除了他那上流社会的风度还依然故我，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如果说人们对他那良好的家庭出身并未表现出敌意，那他至少知道这种风度在这些人看来只会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笑料。）“Me”(20)是他自嘲的第二个自我——即一个工薪阶层的记者——他卸下了因出身名门而无法回避的优越感的重负，他甘愿做一个手法老到的记者，他干这一行乐此不疲。勿庸置疑，他的优越感——具体体现在被他自谦地称为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球化口音”中，但确切地说那其实是东部沿海地区濒临灭绝的统治阶级的口音，这口音使得他这个敢于挑战的业余人士成为了职业运动员眼里的笑柄。然而，他并没有在《纸狮子》(21)或《业余棒球手》(22)里尝试他那令现代社会茅塞顿开的富于洞察力的“参与式新闻”。在这些书中出现的是另一个乔治，一个操着绅士口音的乔治，这个乔治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关心社会差异的问题，哪怕这个问题是微不足道的。他在这些书中不遗余力地描绘出了他自己的《巴黎伦敦落魄记》(23)。就像奥威尔一般，普林顿尽力直面世事，用朴素的语言描写出他的所见所闻，为读者阐明了社会的运行方式，也牢牢地把握住了社会的现实。然而，他毕竟没有在巴黎的肮脏、燠热的小餐馆里干过最最下等的活，没有在那些喧嚣的猪圈里被改造成为一个野蛮的奴隶，没有在极度的贫困中认识社会的现实，他甚至也没有像奥威尔那样去尝试一番，奥威尔在英国四处流浪，为了亲眼看一看最底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相反，他进入了一个一点都不逊色于他自己世界的绚烂多彩的世界，一个职业体育的世界，一个主宰一切的美国流行文化的世界，一个统治阶级的世界。《棒球联赛落魄记》、《橄榄球联赛落魄记》、《篮球联赛落魄记》。通过招摇他在与职业选手比赛时遭遇到的尴尬、失态和无能，乔治实际是在最大程度上张扬了他的风采，而不是损毁它，对他的这个策略我钦佩无比，因此我读他的书时总觉得津津有味。这些以笨拙的业余选手挑战全能的职业选手为广告的书，实际上是关于一个出生在美国最古老的精英阶层的装备精良的业余选手，是如何去吃力地挑战那些美国最新潮的精英阶层——体育界的超级明星们——的装备豪华的职业选手。在《业余棒球手》中，这个镇定自若的大师表现得有些过火，他居然会去羡慕一个沉着冷静的扬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