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6、654页。

　　[191]　此中的错误，最初起于关天培，称攻打沙角炮台侧后的英军是“黑夷一千余名、汉奸数百名”，琦善接到关天培的咨函后，奏报道光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09页）。很可能是托名林则徐的那封信（见233页注[1]），称：“今自议和之后，兵勇撤去……琦相到后，纵汉奸之所为，新遣杉板小船，招集贩烟蜈蚣、快蟹等船数百只，竹梯千余架，此外火箭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更不可以数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林则徐书简》，第156页）此信流传极广。此外一些民间记载更多，不再一一录之。问题的关键是使清朝仍旧处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幻觉中。颜伯焘、裕谦都为此而大吃亏（详见 第五章 ）。裕谦对此更是有激愤之言：“乃闻琦善到粤后，散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沙角、大角炮台之陷。其奏中所云，山后汉奸，即系遣散无业之壮勇，不问可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70页）

　　[192]　以上作战经过，系综合下列资料相互参核而记：琦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94—696、708—710、816页；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62—167页；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4, pp. 256-273;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95-99;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15-2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648; vol. 10, pp. 37-43.

　　[19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17—821页；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267;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 97.

　　[19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54—55页。

　　[195]　这五项条件为：一、英军占领沙角，为贸易寄寓之所；二、广州开港贸易；三、英商的各种税费在沙角交纳；四、“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以上四条限三日允准）；五、琦善须就偿银、开口等项作出答复，方可恢复谈判（同上书，第56页）。关天培没有正面答复这些条件，仅在1月10日照会义律、伯麦，告以事归琦善，需与其“往还酌商”，三日期限，“万来不及”，要求英方等待（同上书，第58页）。从后来伯麦1月11日照会来看，英方认为关天培已允诺“彼此不应再作武备”这一停战条件（同上书，第64页）。

　　[196]　此中的情况，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印证：一、1841年1月11日，关天培复照伯麦，谓：“先嘱鲍公（指鲍鹏）到船（指伯麦座舰）面复，以明本提督安心和好，并无歹心，况琦爵相现已派人前来，与贵统帅议商永远相安公事，本提督更当遵照相和……”1月13日，关天培又复照伯麦，谓：“本提督现在差官，赶紧赴省，呈催琦爵相迅速奉复……两国和好二百年，公事一经说明，则彼此和好如旧矣……”（同上书，第65—66页）可见关天培迫切希望和谈成功。其二，琦善为与义律当面会谈，两次经过虎门，但在其奏折中对虎门防卫体系的评价甚低，这一方面是出自主帅琦善的自我判断，另一方面似与前线指挥官关天培的汇报也是分不开的。

　　[197]　英方对此有一记载。1841年2月22日，英舰在虎门截扣一艘中国小船，“一名信使被华生（Watson）少校认出，他是中国当局的一名活跃人士，很自然怀疑他带有某种命令或其他东西给当地官员，结果在一个盒子中发现一些信件。在这些发给关将军的信件中，要求立即阻断亚娘鞋背后使之成为小岛的水道，方法是用石头、木桩、沉船，而此类物件被大量积放在名为三门口的地方。”英军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