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他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8月8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四，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30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1]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写了长篇小说《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2]。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