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这里起飞降落，它变成了B—29超级轰炸机的基地。日本人一直没有修完在玛皮野的机场。

　　在玛皮野附近有一座舍身崖——这里还有小岛南端的万岁崖，曾有成千上万的日本男人、女人和孩子跳下去过，为了避免落到人侵的野蛮人手里遭遇到更可怕的命运，他们选择了死路。

　　一个古怪的愈演愈烈的流言在太平洋众小岛之间传播：艾米莉·埃尔哈特就是东京罗丝，日本广播电台的一位唱片音乐节目主持人，她播放一些怀旧歌曲引诱美国士兵来听，同时插播一些日本人已切断了盟军的后路之类的谎言。普图南少校，当时他正在远东，据说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去听那个美国女人的广播，之后，他相当坚决地声明那个声音决不是艾米莉的，他愿意拿生命做赌注。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阿美也许是东京罗丝的传言时，我半信半疑，她在那个风雨之夜死里逃生了吗？那些子弹没有要她的命吗？日本人把她从海里打捞出来——我们当时离海岸并不远——救了她的命，并把她送到东京充当宣传工具了吗？

　　她在塞班岛的时候，不就已被人称为东京罗丝了吗？

　　有时候，在深夜里，我几乎让自己相信这个传言，但这里有太多的破绽，首先，根本没有“东京罗丝”，这只是一个绰号，很可能是有人听说过塞班岛上的查莫罗人给艾米莉起的这个绰号——许多口头相传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传奇——后，把它应用到了日本广播电台中的一个讲英语的唱片音乐节目女主持人的身上。

　　总而言之，“东京罗丝”不止一个，至少有十余位唱片音乐节目的女主持人出现在日本广播电台的各个节目与波段中，有些带有日语口音，有些没有，没有一个人使用东京罗丝这个称呼。

　　这个未解之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那些女主持人当中有一位站出来说她曾被强迫为日本人做广播——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位日裔美国人正访问东京——她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阿美的名字又出现在报纸上，然而这一次人们对她颇有微词。另一位阿美·埃尔哈特，艾米莉的母亲，每天都关注着这些评论，尽管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她还是从马萨诸塞的梅德福赶到旧金山。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告诉记者们，她的女儿对环球飞行一事讳莫如深，并不像通常那样与她分享一切秘密。

　　“我确信，”埃尔哈特夫人说，“她在执行政府公务，很可能是口头上的命令。”

　　一九四四年，在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陆军情报局陷入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有可．能使他们处境尴尬的恐慌中，为此，他们派G·P去凋查那些广播。因为在我当年的报告中——一九四○年六月，向威利姆·米勒所做的报告——我曾提到过塞班岛的岛民为艾米莉起了一个“东京罗丝”的绰号，也许他们把两者混为一谈，并为此忧虑了。

　　但是，日本人不会这样隐姓埋名地利用艾米莉，如果他们手中真的握有这张王牌，真的使她转变了立场，他们会利用她的名气大造舆论的。不，阿美在那个风雨之夜就死了，在我们眼看就要得到自由的时候，如果苏朱克局长与杰苏斯·萨伯兰不在那个节骨眼上走出那家妓院，我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我没有听到过苏朱克的死讯，直到多年以后，J·T·布迪·布什，来自达拉斯的那个德克萨斯佬，告诉我米扣·苏姬塔夫人——米扣·苏朱克的女儿——提供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曾在塞班岛的第一份证明。苏姬塔夫人对布什说，她曾听到过她父亲与其他戈瑞潘警察局的官员们讨论是否对那个女飞行员处以死刑的问题，苏姬塔夫人很为她父亲同意执行死刑而感到尴尬。

　　那位塞班岛前任警察局长并没有随同那些日本人从舍身崖上跳下来，在山里躲藏了一段时间后，苏朱克投降了，并同占领军合作了。由于疲劳，他被转送到医院帐棚里，在那里，一个目击者看到一个岛民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美国人给他灌下了毒药。这个案子由一个名叫杰苏斯·萨伯兰的土著警察来调查，由于他的“警察背景”，他被任命为苏苏皮集中营的“司法长官”，但那桩谋杀案没有被破获。

　　女飞行员杰奎琳·考克瑞·奥德姆，艾米莉的好朋友，成为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女人，她的任务是调查战争中“扮演日本女人”的播音员。杰奎琳报告说在帝国空军司令部里看到了几份关于艾米莉的卷宗。在我与艾米莉过从甚密的那几年里，我没有见到过奥德姆夫人，我与她的会面是在后来她有钱的丈夫福劳德·奥德姆雇用我调查与他们的化妆品生意有关的间谍案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能让我认为艾米莉曾在日本待过的证据，”在加利福尼亚州因德尔的奥德姆牧场里，在晚餐桌上，杰奎琳对我说。她是一个可爱的金发美人，就像失踪的阿美的姐妹，“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向你证明她就是东京罗丝。”

　　她还给我看了一件阿美在最后一次飞行之前送给她的纪念品：一面小小的丝绸国旗。

　　不知什么原因，从军队中服役回来的G·P·普图南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他仍在撰写并出版新书。由于生病，他迁居到塞瑞斯的山林小屋中，后又搬到戴斯山谷的休养地，同他第四任妻子在一起。战后的普图南显然温和多了，那些无耻的宣传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