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姐。刘姐看起来二十多岁，个子不高，但手脚很麻利。

“你就是赵根生？”刘姐问。

“嗯。”

“你的伤我看看。”刘姐说。

赵根生解开肩膀上的纱布。伤口已经结痂了，但还有些红肿。

“还好，没感染。”刘姐说，“但还得换药。你坐下，我给你换。”

刘姐的动作很轻，但赵根生还是疼得直抽冷气。

“忍着点。”刘姐说，“你这伤，得好好养，不然会落下病根。”

“没时间养。”

“再没时间也得养。”刘姐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了身体，怎么打鬼子？”

赵根生不说话了。他知道刘姐说得对。

换完药，刘姐让他帮忙照顾其他伤员。伤员很多，有川军的，也有八路军的。有的伤得很重，已经奄奄一息。

赵根生蹲在一个重伤员旁边，给他喂水。那个伤员是八路军，左腿被炸断了，虽然做了截肢手术，但还是高烧不退。

“同志，我……我不行了。”伤员艰难地说。

“别胡说，你会好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行了。”伤员笑了笑，“同志，你能……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我……我家里还有媳妇，在山西。等我死了，你能……能给我媳妇捎个信吗？就说……就说我对不起她，让她改嫁吧。”

赵根生的眼睛红了。他点点头：“好，我答应你。”

“谢谢……”伤员闭上了眼睛，再也没睁开。

赵根生默默地给他盖上白布，然后走到下一个伤员旁边。

这一天，卫生所里死了三个伤员。都是重伤不治，流血过多死的。

赵根生把他们抬出去，埋在后山的坟地里。坟地里已经有很多坟了，都是牺牲的战士。没有墓碑，只有一个个土堆。

“兄弟们，安息吧。”他低声说，“等打完仗，一定给你们立碑。”

回到卫生所，刘姐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那个伤员疼得直叫，刘姐一边换药一边安慰他。

“忍着点，马上就好。”

“刘姐，你干这行多久了？”赵根生问。

“三年了。”刘姐说，“从鬼子进山西就开始干。一开始也怕，后来就不怕了。怕也没用，该干的还得干。”

“你家里人呢？”

“都没了。”刘姐平静地说，“爹娘被鬼子杀了，哥哥参加了八路军，也牺牲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赵根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的故事，他听过太多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

“你呢？”刘姐问，“你家里还有人吗？”

“有娘，在四川。”

“那你要好好活着。”刘姐说，“为了你娘，也得好好活着。”

“嗯。”

下午，周安邦来看伤员。他一个个地看，一个个地问。看到那些重伤员，他的脸色很凝重。

“营长，咱们的药品不够了。”刘姐说，“特别是消炎药，快用完了。”

“我想办法。”周安邦说。

“还有粮食也不多了。”刘姐说，“伤员需要营养，但咱们连小米粥都快供不上了。”

周安邦沉默了。这些问题，他都知道，但没办法解决。这里是山区，物资匮乏，鬼子又封锁了交通，外面的物资进不来。

“先坚持坚持。”他说，“等打完下一仗，就有物资了。”

“下一仗？”刘姐问，“要打仗了？”

“嗯。”周安邦说，“李营长说，鬼子最近要在附近修一个据点，我们必须把它拔掉。不然，等据点修好了，我们就更被动了。”

“什么时候打？”

“三天后。”

消息很快传开了。战士们都很兴奋——终于可以打仗了，终于可以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了。

赵根生也很兴奋，但他的伤还没好，不能参加战斗。周安邦让他留在卫生所，继续照顾伤员。

“营长，我的伤没事了。”赵根生说。

“不行。”周安邦说，“你的枪法好，我知道。但这次战斗很重要，你不能带伤上阵。等伤好了，有的是仗打。”

赵根生没办法，只能服从命令。

接下来的三天，队伍开始备战。战士们检查武器，擦拭枪械，准备弹药。李长顺派人去侦察据点的情况，画回了详细的地图。

据点在离刘家洼三十里的地方，叫黄崖口。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鬼子在那里修了三个碉堡，还有铁丝网和壕沟。驻守的鬼子有一个中队，加上伪军，大约两百人。

“不好打。”李长顺说，“硬攻的话，伤亡会很大。”

“那就智取。”周安邦说，“我们可以扮成老百姓，混进去。等晚上，里应外合。”

“怎么混进去？鬼子查得很严。”

“我有办法。”周安邦说，“我们缴获了一些伪军军装，可以扮成伪军。就说我们是来换防的。”

“这个办法好。”李长顺说，“但谁去？”

“我去。”张宝贵说，“我带二十个人，扮成伪军混进去。你们在外面接应，等我们发出信号，就冲进来。”

“太危险了。”

“打仗哪有不危险的。”张宝贵说，“就这么定了。”

计划定下来。张宝贵挑选了二十个战士，都是胆子大、脑子灵活的。他们换上伪军军装，练习伪军的说话方式和动作。

赵根生想去，但周安邦不同意。

“你的伤还没好，去了也是拖累。”周安邦说，“留在卫生所，等我们回来。”

赵根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张宝贵他们出发。

晚上，张宝贵他们出发了。二十个人，排成两列，像真的伪军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向黄崖口。

赵根生站在村口，目送他们远去。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