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通俗文学形式。唐时的文人都竞相在诗坛上一显身手，如今我们所见的唐人传奇小说，不过是诗人们的余兴游戏之作，当年是难以登大雅之堂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崛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小说居然得以蓬勃兴旺，成为市民文学的骨干；个中道理，恐怕不言自明了。我国的四部长篇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和若干短篇的《唐宋传奇》以及后来的明、清两朝的拟话本小说，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涤汰，同时受到文人墨客和普通百姓双方面的珍爱，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既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又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寓教于乐，雅俗共赏。

再以十九世纪以来真正以小说征服了文坛的西方文豪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国家喻户晓，其中的缘由，不亦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吗？美国南方文学的领军人物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一向以费解著称，但也曾多次列入畅销书榜，不是也很说明问题吗？

反观某些“纯文学”作品，小说到了没有情节，人物到了只有心理活动的地步，虽不乏某种深刻，但于作者，未免是关在象牙之塔中闭门造车（说得难听些，颇有无病呻吟之嫌）；于读者，不啻嚼蜡而难以卒读。这样的作品纵有千般哲理、万种寓意，又有多少人去理会？

诚然，通俗绝不等于庸俗。通俗者，是指其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并非没有高雅的情趣和高超的技巧；庸俗者，则诲淫诲盗，不堪入目，大抵粗制滥造，即仅供阴暗角落赧颜窃读，必不能堂而皇之地流传于世。

总之，从来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小说，其中的珍品既然能够普及和传世，必定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及深度乃至耐人寻味的深邃哲理。由情节而人物而社会而哲理，这既是小说从产生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亦是判断一部作品高下的准绳和衡量我们自己阅读和欣赏能力的标杆。

英国作家肯·福莱特的名字已为各国读者所熟悉。自一九七八年他的处女作《针之眼》(Eye of the Needle)一书问世并一举获得美国侦探作家俱乐部奖以来，接连发表的《三角谍战》（Triple，一九七九年）、《吕蓓卡密钥》（The Key to Rebecca，一九八〇年）、《圣彼得堡来客》（The Man from St. Petersburg．一九八二年）、《与狮同眠》(Lie Doum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