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垮地主反动派，就是要为所有的劳动人民报仇！‘公报私仇’，在旧社会来说，是指坏人陷害好人而言的；在今天来说，情况变了，我们受压迫、剥削的人当了家，做了主，掌握了政权，我们把一个人的仇，两个人的仇，成千上万人的仇，集中起来，与地主反动派算一次总账，来他个公报私仇，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很好！不过，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私仇而采取违犯革命利益的行动就是了。只要服从革命利益，我们是主张报仇的，大家都来报仇！”

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刚刚被忽略了的事，就忙拉开抽斗，双手捧出一大包饼干放在桌上说：“只顾讲话，忘记了一件大事，你大概跑饿了吧？来，吃点东西！”小黄忙提起水瓶去上开水。

黄干正听得起劲，忽见王群拿出一包饼干来，就忙说：“昨晚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你这一说，真饿了啦。来，大家都吃！”说着，他就伸手拿了一块，边嚼边说：“区长，你说下去吧！”

“我这样谈，是有我的亲身体会的。我们大家如果不团结起来，集私仇为公仇，来个公报私仇，单枪匹马是干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王群说着，思路被拉向了一九四五年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幕惨景。他停了下来，端起一杯开水，慢慢地喝了几口。

黄干一面吃着饼干，一面呆呆地望着王群，好像一个小学生渴望老师教导似的。对王群的话，他感到句句新鲜，好像突然从一间黑屋子里钻了出来似的，顿时觉得眼前一片耀眼光明。类似的道理，徐翠也和他讲过，但听来没有这么深刻，没有这么动人。因此，当王群一打顿，他就如饥似渴地催着讲下去。

王群稍微犹豫后，就接着说下去：“刚才说了，我同你们一样，都是与地主反动派有私仇的。我们家同黄干差不多，祖祖辈辈都是种地主的地过活，受尽剥削和压榨。可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起来反抗了。我父亲是一个相当古怪的人。他有一股子犟劲，决定要办的事，哪怕是刀山，他也敢上。就拿供我读书这事来说吧，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摸不着下顿，他却咬紧牙关，计划要供养儿子读大学。他认为：那些地主官僚之所以能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是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穷人的儿子掌握了文化，就会翻过身来！至于他是经过怎样努力供我读书的，且不去说它。现在说的是，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说减少农民的粮税，但实际上苛捐杂税一点也没减少。村上的佃户们一商量，决定与保长算账，并推我父亲当代表。但，一开始就碰上了难题：一是大家都不识字，再就是摸不到保长的底细，弄不清究竟哪些款项是上边派的，哪些是保长私派的。不识字我还可以帮忙，后一个问题就难了。结果，大家想了个‘打进去’的办法，设法弄了个甲长让我父亲来当。”

王群又呷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继续说下去：“那时候，父亲每晚从保长那里开会回来，都要给我讲情况，然后拿出保长派款的条子要我算，看究竟多派了多少。过了一段时间，他抓住了罪证，真的跑到县城去告了保长一状。但，官司一打，我父亲反而输了，被押三天，取保释放，而且撤了甲长的职。我父亲那样的脾气能屈服吗？他到处扬言要上告。”

空气异常沉闷。这故事勾起了黄干和徐翠强烈的反响，大家预感到，也许更大的不幸就要来临了。

果然不假，王群略一停顿后，又说下去：“一天夜里，我正沉睡在梦中，突然，枪声把我惊醒了。我一起身，就叫父亲，但没有人答应，这时我才想起，当我睡时他还没有回来。我和母亲不约而同跑出了院子，四面是静悄悄的，只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的犬吠声。我们不禁暗暗地担心着：父亲会出什么事情吗？”

王群的声音越来越低沉：“不用说，你们也会猜得到，大街上，抛下了我父亲的尸体。残暴的敌人还把父亲的尸体砍成了几段……”

王群的声调充满了愤怒与悲痛：“敌人能使我屈服么？不！我擦干了眼泪，投入了战斗。我采取了与父亲不同的方式，走了另一条路。那时我读到了鲁迅的《呐喊》，从那本书的序言中得到了启示，认为旧社会所以黑暗，主要是人民没有觉醒，地主恶霸当道。如果人民觉醒了，把地主恶霸打下台，换一批好人执政，什么问题就都会解决了。于是，我努力读文艺书籍，想用笔去唤醒人民起来斗争。但，我的斗争道路也走不通。父亲死后不久，我在一个小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以我父亲被杀为素材而写成的短篇小说，就遭到了特务的追捕。我被迫失学了，跑到了解放区。那是1946年，我才十七岁。

“过不久，我们家乡解放了，我就被派回地方工作。直到那时，我们的区委书记才使我懂得：要想救中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体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起，投入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去，必须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从那时起，像拨开云雾见了青天，我拿起了枪，积极地投入了火热的战斗！”

讲到这，小黄和阳钟几乎同时从外面进来。小黄请黄干他们去吃饭。

阳钟却来报告说：“蒋老九很顽固，他什么也不讲。”

王群一听，勃然大怒，回头对徐翠说：“走，我们去审问这个匪徒！”

空洞洞的大殿里，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