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敞开的房间。被噩耗弄得精神恍惚的玛丽娜，许久不能控制自己，躺在地板上用头撞那个带有座位和靠背的长木箱。木箱摆在进门的过道里；在棺木未到、房间需要清扫的时候，尸体就先停在这个木箱上。玛丽娜泪流满面，一会儿低语一会儿尖叫。话也说不清楚，有一半是不由自主哭叫出来的。她谁也不在乎，什么也不顾，像农村里哭死人一样放声哭诉。房间打扫完毕，多余的家具已经搬出，需要把尸体抬进去擦洗然后入殓，可玛丽娜抓住尸体不放，怎么也拖不开她。这是昨天的情形。今天，她那痛苦的狂癫已经平息下去，代之而来的是木然的消沉，不过仍然无力自制，什么话都不说，也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昨天一整夜，她坐在这里没有离开过。人们把克拉什卡抱来让她喂奶，又把卡普卡和小保姆领了来，而后孩子又都抱走领走了。

她的周围聚着自家人，还有同她一样悲恸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低声啜泣和高声打喷嚏的父亲马克尔，不时来到这里，挨着她坐到长椅上。哭泣着的母亲和姊妹们，也常到她跟前去。

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十分显眼。他们并不要表现得比前面几个人同死者更为亲密。他们没有同玛丽娜、她的女儿、死者的朋友较量内心的痛苦，宁愿让这些人占着上风。这两人没有任何企求，然而对死者却有着某种自己独有的特殊权利。对他们这种不知从何而来、既不好懂又不声张的特权，竟也没有任何人去触动，去争执。看起来从一开始就是他们两人承担起了丧葬的安排，而且指挥时那么从容镇定，好像这事给他们带来某种满足。两人这种超脱的精神，所有的人无不看在眼里，留下了奇特的印象。似乎这两个人不仅参与丧事，也同亡者的死有关；不是说他俩负有罪过或是间接的原因，而是说在出事之后赞同了这一命运，容忍了这一结局，而且认为最重要的还不在于人的故去。少数人知道这一男一女，有些猜得出他们是谁，但大部分对他俩毫无所知。

每次当这个长着一对吉尔吉斯细眼睛、目光炯炯、惹人注意的男人，同这个不需修饰而天然俊美的女人走进停放灵柩的房间时，不论站着或走动着的人，包括玛丽娜在内，都不约而同、毫无异议地离开了屋子。人们给他俩让路，从靠墙的椅子凳子上站起，拥挤着出来，到了走廊或过道上。这一男一女留在虚掩上门的房间里，仿佛两位办事的行家，在无人打搅、无所牵挂的宁静中，决定着直接关系到丧葬的事，也决定着更为重要的事。现在的情形也是如此。只剩下两人之后，他们坐到靠墙的凳子上，商议起事来。

“你有什么消息，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晚上火葬。半小时之后，医务工会来车把灵柩运到工会俱乐部去。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是合格的。劳动手册是过期的，旧式的工会证还没换新的，会费有几年没交了。这些都得去疏通，所以才拖延到现在。起灵之前，哦，起灵时间很近了，得去准备一下，起灵之前我照你的要求，留你一个在这呆一会儿。对不起，你听电话响了，我马上回来。”

叶夫格拉夫出来到了走廊上。这里挤满了脸面陌生的医生同事、他的中学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出版工作者。玛丽娜坐在走廊长椅的边上，搂着两个孩子，用身上披着的大衣裹着孩子们（天气很冷，风往大门里灌），在等着房间开门。这很像来探监的，在等待哨兵唤她去监狱的会客室。走廊上很挤，有一部分人没有地方立足。上楼梯的入口大开着。许多人在前室和楼梯口站着，转悠着，一边抽起烟来。在往下去的阶梯上，人们谈论着什么，越靠近大街说话越随便，声音也越高。在一片压抑着的嗡嗡声里，叶夫格拉夫不得不聚精会神听电话，一只手捂着话筒，用礼貌所要求的低沉声音，回答电话里的问题，多半讲的是葬礼的次序和医生死亡的情形。然后他回到屋里，继续说道：

“拉拉·费奥多罗夫娜，火化之后你不要走掉。我对你有个重要的请求。我不知道你住到哪儿了，希望你告诉我在哪能找到你。我想最近，明天或者后天，收拾我哥哥的遗稿。我需要你来帮忙。你了解得最多，大概超过了所有的人。你曾说过一句，好像从伊尔库什克刚来两天，在莫斯科呆不久；又说你上楼到这套住房来，是因为别的原因，出于偶然，既不知道哥哥最近几个月住在这里，也不知道刚发生的不幸。你的话有一部分我没太懂，我不想求你解释，只是你别走掉，我没有你的地址。最好整理手稿的这几天，我们能在一起，或者离不很远，比方说在这幢楼里另找两间房子。这是办得到的。我认识房管所的。”

“你说没懂我的话。这有什么不好懂的呢？我一到莫斯科，就把东西放到寄存处，在莫斯科旧城里走，有一半不认得，全忘光了。我走着走着，顺着铁匠街下坡又上坡，突然来到了非常熟悉的地方——侍从街。就在这里，被枪决的安季波夫，我的丈夫，读大学时租过一间房子，正是咱们坐着的这一间。我想，上去看看吧，说不定凑巧老房主还活着呢。他们早就不在了，这里全变了样，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也就是昨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你在场嘛，我还讲它干什么？我简直是五雷轰顶，朝街的门大敞着，房里尽是人，有口棺木，里面躺着死人。谁死了呢？我走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