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乞念邻谊保护。）

这些都说明，此前，大清一直以仁慈之心，对日本加以恩遇。

可就是这么个王八犊子，从1870年起，竟屡次三番派使臣来华，要求与中国订立条约，又三番五次耍赖使诈，还本着“心有多黑，舞台就有多大”的英勇无畏精神，打算享受与西洋列强一样的待遇（“日使初请照西约办理”）。

也就是说，不但是互开商埠，还要沾沾“最惠国待遇”的好处。

几天不见，行事见涨！真要跟洋人平起平坐啦？

不光是脸皮厚，而且也太低估我大清官员的智商了吧！

起初大清没怎么搭理小日本。

原因很简单，一件事情如果既无必要，又有损害，有害无利，回了就是了。

处理也不费事，给点面子，婉言谢绝。不把请求扔到日本人脸上，就算是大国风度、上邦礼仪了。

大清有如此反应，自然有现实道理。我们都知道晚清那些条约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中国的条约基本上是与西洋强国“订”的。说是“订”的，其实那是被“打”出来的。至少目前看，日本也没这个资格。有那么点事也是日本低三下四地来求咱，还不是隔三差五地捎书信、带土特产吗？

二方面，通商条约是为了做生意，跟小日本，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似乎没有订约的“需要”。

大清推掉日本的请求，所依据的倒是实情。从江户时代起，中国人就留居长崎，中国船也往来日本，通商贸易，但与大清打交道的，都是个别藩（也就是幕府和下边的地方政府），一切只是按照长期约定俗成的规矩办，运作得好好的。直至明治维新两国都没有展开什么正式的国交，更别说订约了。

三方面，大清国对“条约”真是怕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种自然的警觉。西洋强国来订约，也有个别的西洋小国跟着占了一些便宜。客气回绝的背后，是防着日本照抄照搬西洋条件，谋取利益。

这么办还对了！

果然，小日本还真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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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派人探路

1870年7月，日本外务大丞（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来到天津，向直隶总督衙门递交请求订立条约的公函，打算做做前期的接触，探一探路子。

清政府拒绝了，理由是“大信不约”，就是说：两国关系这么近，源远流长，相互又非常信任，不需要那一纸文书。（关系不好的话，一纸文书随时可以扯破，是吧）

柳原前光应该不是傻子，知道拿订合同为“世界潮流”，来为大清普及“合同法”知识是枉然的，对中国人，还得交友谊、讲利害关系。

于是，柳原拿出了日本人说谎话不变脸色的本领，开始忽悠。

招数就是“一诉苦”、“二讨好”、“三拉拢”。

下手也很准，专找有影响力的重臣、同时也是反对订约的关键人物。

这里忽悠李鸿章。先是历数列强恶行，再讲日本之困境，然后是套近乎。“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中、日脣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反讬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

又去那里，忽悠曾国藩。也是先站到同一立场上，拉近彼此距离。而后便大讲世界形势之害处，再讲两国结好之好处，“当今欧洲诸国势力，方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之际，两国迫于形势，实有迅速同心协力之必要”等等。

态度很诚恳，表情很自然，痛心疾首加推心置腹。

包装得相当成功。

表演也相当到位。

两位大臣本来也架不住人家上门，当面不好推辞，一番言语之下，大致也就被说动了。

当然主要还是找到了彼此需要的地方，有需要才有合作。柳原所讲，句句切中紧要，如果真的能靠在一起取暖，自然是再好不过。

10月，清政府同意了订约的请求。

柳原前光胜利完成使命，可以回去交差、升官了。

只是他可能不知道，大清仍然不失警惕，清楚地把握“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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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人订约

1871年6月，日本派使臣大藏卿藤原宗臣（一记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再次来华，拿着准备好的蓝本，到中国谈判订约。

这个条约的蓝本，与柳原所讲并不相符，有的地方就是改头换面，但有的地方则大相径庭。

此前的话，都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