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好就是大明整个阶级中的中产者。

　　随着大明朝的人口不断膨胀，地方上的田价越来越高，投资土地的回报见效太慢。

　　在这种环境下，《大明报》上也出现了一篇专门写了土地投资的文章。

　　文章中以河南举例，在永乐、洪熙大搞西北人口和江南人口迁入河南前，河南人口不过二百万，耕地也不过二千七百万亩。

　　在朝廷大搞人口迁徙后，河南人口在不到二十年间翻了一倍，如今人口四百余万，耕地却仅增加到三千三百余万亩。

　　在洪武年间，河南一亩上等田不过七贯，而今却涨到了十五贯。

　　田价虽然涨了，但产出却并没有太大变化，毕竟河南的水利在洪武年间就十分重视，水利带来的粮食产量早就落实了。

　　一亩河南上等田，每年最高产也不过亩产二石，贩卖后能得到七百文。

　　对于富农和小地主们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自己下地干活的，土地都是租佃给贫困的农户耕种，他们收的田租最高不得超过朝廷规定的四成，所以每亩田每年的回报是二百八十文。

　　在田价十五贯每亩的情况下，每年回报仅二百八十文，也就是说一亩田需要五十四年才能收回本钱。

　　如果是这样，那年利率也不过就是1.86%罢了。

　　同样，如果购买朝廷原本发行的铁路国债，那只需要二十年就能收回成本，投资回报率是土地的250%，简直不敢想象。

　　这篇文章一经发布，霎时间许多人更为后悔。

　　如今是洪熙五年，大明推行官学已经过去二十二年，全国推行官学已经过去七年。

　　在礼部的统计中，大明的文盲率从洪武三十三年的92%骤降到如今的74%，也就是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大明百姓是识字的，而他们识字便自然能读懂这通篇白话的文章。

　　一时间，悔恨充斥着这群人的心理，不少人不断追问国债何时重新发行。

　　不仅是民间，就连官员们也开始上疏请求发行国债。

　　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觉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外加朝廷原本修建铁路就耗费巨大，故此发行国债无疑能在短期内解决财政负担。

　　他们的理由是如此，但实际上他们所想的不过就是从国债中分一杯羹罢了。

　　毕竟朱高煦曾经说过，国债属于合法收入，而这无疑成为了官员们最佳的投资品。

　　最终，在天下的群情激奋中，洪熙五年第二季度的《大明报》宣布了发行三千“大明建设国债”，分别有定期三年、定期五年和定期十年三种，利息的利率从三年的2%到五年的2.5%，再到十年的3%不等。

　　这次发行的数量，分别是定期三年的两千万贯，定期五年的一千万贯，以及定期十年的五百万贯，总数三千五百万贯。

　　尽管利率的降低让百姓和官员们不满，但当报纸刊登出来的时候，全国大部分中产阶级还是蜂拥向了银行。

　　许多人都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思准备购买定期十年的国债，然而等他们到了银行的时候才发现银行只有定期三年的国债了。

　　定期五年、定期十年的一千五百万国债刚刚开盘便被购买一空。

　　不少人虽然觉得奇怪，但只觉得是国债太火爆所致，于是纷纷将资金投向了定期三年的国债。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三千五百万贯国债被销售一空，而这次的操盘也让郭资察觉到了报纸的重要性。

　　“陛下，这次的国债发行，其中五年与十年的定期，早在银行营业前便被抢购一空。”

　　五月初，在国债被抢购一空的时候，胡纶正在武英殿里作揖汇报。

　　普通的百姓不知道一千五百万贯的五年、十年国债去向，但朝廷可不能不知道。

　　其实在消息传来武英殿的时候，朱高煦便已经猜到了这些国债的去向，让胡纶调查，不过是为了彻底确定罢了。

　　“他们在三月二十九开始便开始购买国债，同时将债券日期填写为四月初一。”

　　“不过两日时间，一千五百万国债便被抢购一空。”

　　“如果不是地方银行的债券有限，兴许他们会在第一天就抢购光所有国债。”

　　胡纶将自己收集的情报通通告诉了朱高煦，朱高煦对此虽然不感觉意外，但对于大明这群人精的眼光还是比较佩服的。国债发行的奏疏是二月初二朱高煦签订的，同时债券也被下发全国二千四百家银行。

　　因此在京官员等于提前两個月知道朝廷会发行债券，而两个月时间也足够他们准备大量现金。

　　为了保险，行贿地方银行主事来提前购买债券，以此获得高额的债券回报。

　　不得不说，这群人精在算计这方面，还真是世界无出其右者。

　　早在朱高煦推行国债的时候，他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历史是一个循环，当年朱元璋弄宝钞的时候，官员们算计得到宝钞，不过他们没想到朱元璋把宝钞当纸来印刷，故此才赔了夫人又折兵。

　　相较于朱元璋，朱高煦的经济手段无疑更高明，债券是他向民间募集资金的手段，而报纸则是他控制民间舆论的手段。

　　所谓的土地回报率仅1.86%，这不过是他自己亲自撰写，用来引导舆论的文章罢了。

　　当然，这个回报率与实际的河南土地回报率实际上差不多。

　　不过河南是河南，其它地方是其它地方，如果真的要写回报率低的地方，那朱高煦毫无疑问可以写江南的土地回报率偏低。

　　况且他只算了产出，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