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处地，在今年这个关键的节点，为美国准备了三批全新的、更优质的燃料。一批（意大利人）是饿死的，一批（波兰人）是亡国的，一批（犹太人）是快被杀绝的。他们比我们更绝望，更廉价，更容易被分化。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白的。”

“美国需要绝望的白人。这就是它在1881年做出的选择。”

“不….这或许正说明我坚持的路线没有错！”

容闳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波兰为何亡国？意大利为何贫弱？俄国为何野蛮？

正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愚昧，他们的制度腐朽！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与制度！我们必须派出更多的幼童，去学习如何建造铁甲舰，如何建立议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波兰，下一个被大屠杀的族群！”

“你还在做梦。”

陈九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学者，

“你指望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发善心？你指望他们把刀递给我们，请我等上桌同食？”

“你所言之西学‘新制’，是强国之术，亦是强权之术！他们若学会了，只会用更精良的手段，来更狠地压榨我等！”

“不是需要改革，是需要重塑！”

陈九也站了起来，他走到容闳面前，那股从尸山血海中磨砺出的势，让这位饱读诗书的外交家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

“法律和公义，是强者的盾牌，却是弱者的枷锁。”

“看看你脚下这片土地，当统治阶级需要劳动力时，任何人都可以是值得同化的子民。

当这些牛马开始要求权利时，他们就会变成威胁上层人生活方式的敌人。

当他们的人数多到足以威胁正统时，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变成黄祸，变成必须被限制和排斥的劣等种族，变成乱党叛逆！你看看Z禁城里那些人，他们可曾真当过我等汉民是自家族类？！”

“我等之身魂，如今在此处，与在异国，已无分毫两样！”

容闳是一个外交家，一个改革者。他这么多年都在试图建立桥梁，试图用文明的语言去沟通、去说服。他无法接受陈九这种来自打破一切的逻辑。

“我……要走了。”

容闳疲惫地开口，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大清国虽有万般不是，但那里……终究是我的根。”

“陈九，”容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恳切，“我承认，你说得对。这个朝廷早就烂了。你我在海外多年，难道你对这片土地，就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眷恋吗？”

“眷恋？”陈九笑了，那笑声显得异常冰冷，“我眷恋什么？眷恋那些活吃掉我无数族人的朝廷官员？眷恋那些将我们当猪仔一样贩卖的客头？还是眷恋那些在京城里，因为我们剪了辫子，就喊打喊杀的qI人老爷？”

“容先生，你和我，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中国。”

“你看到的，是四书五经，是唐诗宋词，是需要被拯救的灿烂文明。”

“我看到的，是饥饿，是麻木，是绝望。”

“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被分食的、巨大的尸体。而那些所谓的官老爷，就是趴在尸体上，吸食最后一点血髓的蛆虫。”

“这便是你我关于国家的定义之争。”

容闳被他这番大逆不道的话惊得站了起来，

“陈九，你……”

“纯甫，你告诉我，何为国家？”

“国家……国家自然是社稷、是疆土、是君臣、是万民！”容闳下意识地回答。

“错。”陈九摇头，“在我陈九这里，国家，从来不是那张龙椅，不是那些疆土，甚至不是那些自诩为官为民的人。

“国家，是一种契约。”

“它是一种承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缔结的一个承诺。”

“人民让渡自己的权利，服从管理，缴纳赋税。作为交换，国家必须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严，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安宁。”

“可现在这个大清，它做到了吗？”

“它没有，它非但没有保护我们，它还在出卖我们，压榨我们。它向洋人割地、赔款，却把刀砍向自己的人民。”

“这样的政权，它已经违背了契约。它不再是国家，它只是一个……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大的以武谋私的团伙。”

“它，是这片土地的病。”

“我会在金山，在南洋，在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建立我们自己的秩序。

我会用我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所有手段——金钱、法律、舆论，还有枪——去武装我的同胞。

我不管他们是忠于大清还是忠于上帝，我只要求他们忠于这个新的契约，忠于我们自己。”

“我会让这个政权知道，它若不肯改变，不肯履行它作为国家的承诺，那它的人民，就有权……选择另一艘船。”

“我会践行我自己的路，纯甫你也是。”

“你我各自选择不同，将来仍有再见的一天，到时候你我再叙。我送你一本书，我找到了我的思想，我要在海外华人间统一的思想，送给你品鉴。”

“是什么？郑观应的《易言》？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还是薛福成的《筹洋刍议》？”

陈九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国内如今这几年除了洋务派之外又有新的思潮出现，例如郑观应、王韬等人，主张设立议院或国会，实行君民共主（君主立宪）。

郑观应在《易言》中论述，西方列强对华夏的侵略，不仅是兵战，军事侵略，更是商战，经济侵略。洋货倾销导致中国利权外流，民生凋敝。

主张国内必须发展自己的民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