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将这十六座据点全部连接起来。我需要我的部队和火炮，能在半小时内，从防线的任何一点，机动到另一点。”

“所有外围的、非必要的哨所和巡逻队，全部收缩回防线之内。我们要暂时放弃对广大乡村地区的控制，集中所有兵力，确保这条‘集中防线’的绝对安全。我们的任务，不再是深入丛林去寻找敌人，而是守住这条线，将来犯之敌，全部消灭在线前。”

这是一场豪赌。

他用暂时放弃亚齐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来换取兵力的集中和机动性。

一旦防线建成，他就能从这条固若金汤的战线上，抽调出至少一个团的精锐老兵。这支力量，将成为他介入德利局势的利刃。

他深知此举的政治风险。

一旦被范兰斯伯格抓住把柄，就是“擅离职守、丢失国土”的重罪。

但他不在乎。他相信，当德利的局势糜烂到无法收拾，当阿姆斯特丹的股东们因为股价暴跌而怒吼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才是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给我在海牙的朋友们发电报。”他对秘书低声说道，“告诉他们，总督的无能正在将整个苏门答腊拖入火海。帝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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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兰、巨港。

这是荷兰在苏门答腊岛财富的汇聚之地，也是无数华人背井离乡、寻求生路的起点。

如今这些城市的华人区，已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死寂的囚笼。

那些发起叛乱的三合会，亚齐人，还有华人劳工在放了一把火、抢走物资后就立即转移到了城外，不见踪影。

荷兰殖民当局在执行“堡垒策略”，收缩回城市后，随后第一件事便是对眼中“不可信赖”的华人社群，实施了最严酷的集体惩罚。

“准照制度”和“通行证制度”，这两项早已存在、旨在隔离和控制“外来东方人”的殖民法规，在一夜之间被推向了极致。

华人社区的每一个出入口，都被高大的木制路障和铁丝网彻底封死。荷枪实弹的荷兰士兵和临时武装起来的土着辅助兵（多为安汶人或爪哇人），在街垒后日夜巡逻，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区内的每一个窗口。

任何试图翻越路障的人，无论缘由，一律就地射杀。

华人被强制禁锢在指定的社区内，不得越雷池一步。

曾经川流不息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只有巡逻队皮靴踏在石板上的单调回响。店铺的门板被死死钉上，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陷入了停顿。

棉兰甲必丹张士辉的府邸，此刻也成了他自己的牢笼。

这位曾经在荷兰人与华人社群之间长袖善舞、风光无限的侨领，如今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他穿着一身锦缎长衫，却早已没了往日的雍容。他焦躁地在正厅里来回踱步，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大人，大人！求您开恩啊！”门外，几个平日里与他称兄道弟的华商跪在地上，哭天抢地，“我们的货还在码头的仓库里，再运不出去就要发霉了！一家老小都指着这点生意活命啊！”

张士辉没有开门。他不敢。

三天前，荷兰驻军指挥官，一位名叫科斯特的陆军上尉，带着一队士兵闯进了他的府邸。科斯特没有给他任何解释，只是将一份名单和一把手枪拍在他的桌子上。

“张，”科斯特的声音很冷，

“这是总督府的命令。从今天起，华人区全面戒严。你作为华人领袖，有责任协助我们，揪出那些隐藏在区内的叛匪和同情者。”

那份名单上，是几十个在叛乱后失踪的、被怀疑参与了暴动的华工头目和三合会成员。

“三天之内，”科斯特指着那把手枪，“我要看到名单上至少一半的人，活的或者死的，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否则，我将认为你，以及你所代表的整个华人社群，都是叛乱的同谋。到那时，这把枪，就会用在你的头上。”

赤裸裸的威胁。

甲必丹制度，这个荷兰人用来“以华制华”的工具，在危机时刻，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张士辉不再是受人尊敬的侨领，而是一个被枪顶着脑袋的、必须在同胞和自己的性命之间做出选择的刽子手代理人。

他派出了自己所有的家丁和亲信，在华人区内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搜捕。

一时间，区内人人自危，告密与背叛，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法则。

曾经基于乡情和宗族建立起来的脆弱信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瞬间崩塌。

与此同时，“通行证制度”被以最严苛的方式执行着。

过去，华人若要离开居住的区域前往内陆经商或探亲，只需向殖民政府申请一张通行证。手续虽然繁琐，但对于像张士辉这样有头有脸的商人来说，并非难事。

但现在，所有的通行证都被宣布作废。

一张新的、由军事管制部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成了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而想要获得这张通行证，条件苛刻到近乎不可能。

申请人必须提供至少三名荷兰公民或高级别殖民地官员的担保，并详细说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接受反复的盘问和审查。

这等于彻底切断了华人的商业活动和人身自由。

一位名叫林文祥的药材商，他的老母亲在乡下的种植园病危，他心急如焚，拿着过去的关系网，四处求人，散尽家财，才勉强弄到一张为期三天的通行证。

当他走出华人区那如同地狱之门的关卡时，迎接他的，是荷兰士兵毫不留情的搜身和盘问。他们将他的行李翻得底朝天，连他给母亲带的药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