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华人书记员在一张小桌子后坐下，旁边放着一个上了锁的钱箱。苦力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上前。

队伍的末尾，阿茂佝偻着身子，手里紧紧攥着随身的竹筒。

轮到他时，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将里面所有积攒的、种植园自己发行的陶瓷币和几张皱巴巴的荷兰盾，全部倒在了桌子上。

“全部寄出去。”他的声音沙哑干涩。

书记员头也不抬地问：“地址？姓名？”

“福建，同安，大帽山，乌登镇刘氏宗族，族长收。”

“要写信吗？总会新提供的服务，汇钱可以免费代写一封信。”

一旁的华人书记员瞥了他一眼。

阿茂的身子僵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写信”这两个字了。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仿佛堵着一团棉花。

他能说什么呢？说自己在这里过得生不如死？说自己每天都在想念妹妹？

最终，他只是摇了摇头，然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切地补充道：“如果……如果钱够，就托族长把我的妹妹阿月赎回来。如果不够……就托人告诉她，哥哥在南洋一切都好，发了财，让她勿念。”

“勿念……”

书记员的笔顿了顿，抬头看了这个骨瘦如柴、眼神却异常执拗的男人一眼。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也写过太多这样言不由衷的信。

他没有多问，只是在登记簿上，默默地在阿茂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几行小字。

他没注意到，阿茂已经泪流满面，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却深切感受到自己或许已经离妹妹越来越远。

阿茂交出了他的一切，转身离开，汇入了沉默的人流。

阳光正好，但他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只有无边的疲惫和一丝渺茫的希望，支撑着他走向那片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烟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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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时停时下，德利公司的烟草种植园变成了一片望不到边的烂泥。

在这种环境下，阿吉带着他手下最精悍的弟兄，伪装成新一批从槟城转运来的劳工，被监工像驱赶牲口一样赶进了种植园的“长屋”隔离区。

这里的气氛，比苏门答腊的雨季还要压抑。

长屋里光线昏暗，几十个瘦骨嶙峋的华工蜷缩在各自的铺位上，眼神麻木，仿佛一群等待死亡的幽魂。

阿吉注意到，角落里有几个新来的“劳工”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和惊恐，不知道从哪里被强行掳来的，但在这里，无人关心他们的来路。

种植园正处于高压的临界点。

就在几天前，积怨已久的契约华工们终于爆发了。

他们以怠工、毁坏工具的方式进行反抗，要求得到足额的食物和停止无休止的鞭打。

回应他们的是荷兰老板和监工头子巴松冰冷的镇压。

带头的几个华工被当众活活打死，尸体就挂在种植园入口的木杆上，任由啄食，以儆效尤。

剩下的罢工者则被关押在一座废弃的晾晒棚里，断绝了食物和水，企图用饥饿彻底摧毁他们的意志。

今年的雨季不太寻常，太长太久，也给种植园老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暴雨会导致烟草田积水，烟草根部被淹会迅速腐烂。

因此，所有苦力都必须在暴雨中，手持工具冲进田里，疏通早已挖好的排水沟渠，确保雨水能尽快排出。在泥泞和雨水中进行重体力劳动，导致死亡率不断攀升。

无奈之下，种植园老板只好减轻了户外工作，让人在在昏暗的室内修补损坏的锄头、篮筐，修补漏雨的“长屋”和工棚，还有编织用于运输烟叶的草席和篮子。

反正就是不能让人闲着。

种烟草是一个非常重体力劳动的活计，劳工的损耗率非常惊人，每年都最少累死病死两到三成，才能换来高利润。

今年的暴雨，直接影响了收成，种植园的管理层都非常暴躁。

那个狗屎的华人总会？什么正规的合同工，在即将面临的亏损面前谁在乎？

难道那些英国人，美国人会为了苦力出面？

还是一群三合会能拿枪崩了自己？他们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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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吉一行人被粗暴地推搡着，分配了各自的铺位。

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四周，

监工们看着不少，个个手持藤鞭或木棍，眼神凶狠地来回巡视，任何一点轻微的骚动都可能招来一顿毒打。

安顿下来后，阿吉借着去河边打水的机会，悄悄靠近了那座关押罢工者的晾晒棚。棚子四周有监工看守，但并未完全封死。透过木板的缝隙，阿吉看到了里面的景象。

华工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许多人因为饥饿和脱水已经陷入昏迷。

活着的人，也只是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无力地呻吟着。

阿吉的目光在这些垂死的身影中缓缓扫过，心头一阵刺痛。

这些人，都是总会培训过的，严格来说，都是总会的雇员。

他是亲身跟着陈九从甘蔗园里逃出来的，再清楚不过这些猪仔的心。

希望破灭，是何等的绝望，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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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德没怎么和三合会打过太深的交道，也很难真正理清那些繁杂的，脱胎于南方天地会，太平天国的大大小小的洪门组织。

但事实上，这些三合会成员扎根于南洋各处，有穷人的地方，就有社团，有人的地方，就有妓院、鸦片、赌档。

这些无一例外，全部都被三合会控制。

这是被暴力和金钱维系的脆弱的组织，却挂上了古往今来流传于底层百姓的口号，“忠义”。

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