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叔站起身，踱了两步，停在阿昌面前。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问：“呢只‘鱼盐’，金山那边，供到几多？几耐一转？”

“只要船能到，要几多有几多。”阿昌回答得干脆，“头一批，三个月内到港。”

邹叔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笑意。

他伸出手，不是作揖，而是像码头工人谈妥买卖那样，用力拍了拍阿昌的肩膀，力道沉实。

“好！金山昌叔，你呢个朋友，我邹某交定啦！你条路，我的人保你平安！”

他转向虾仔，“去，同我将老鬼、铁头叫来，拣几个好手，家伙备足。昌叔条命，就系你们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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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叔派出的护送小队一共十六人，领头的正是经验最老道的“老鬼”和一个沉默寡言、脑门锃亮、据说头骨硬过砖头的“铁头”。

虾仔也在其中，既是向导也是眼线。一辆不起眼的骡车，载着阿昌和几个沉甸甸的褡裢，里面是换好的散碎银元和铜钱，吱吱呀呀地离开了广州城高大的城门楼。

繁华迅速被抛在身后。

车轮碾过官道，卷起干燥呛人的黄尘。

路两旁的景象，像一幅被虫蛀霉烂的画卷。

第一站，是珠江口附近一个叫“涌尾”的小村子。

虾仔一路介绍，曾经这里水道纵横，桑基鱼塘连绵，是鱼米之乡。

如今，塘基塌陷，塘水浑浊发绿。

大片的田地荒芜着，长满了枯黄的茅草。

仅有的几块还种着作物的瘦田里，几个面黄肌瘦的农人，佝偻着背脊，有气无力地挥动着锄头。

土坯垒成的房屋低矮破败，墙上糊着早已看不出字迹的泛黄官文告示，又被风雨扯得破烂不堪。

虾仔熟门熟路地引着阿昌，避开村口几个懒洋洋晒太阳、眼神却滴溜溜乱转的闲汉，钻进一条污水横流的小巷。

尽头一间快要倾颓的泥屋里，住着他第一个要找的人。

当年死在古巴甘蔗园里的兄弟“阿吉”的老父母。

推开吱呀作响、随时会散架的破木门。

昏暗的光线下，一对老得不成人样的夫妇蜷缩在土炕上。

老头剧烈地咳嗽着，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浑浊的痰液挂在花白的胡须上。老妪眼神浑浊，茫然地看着闯进来的不速之客。

“阿伯，阿婶，”阿昌喉咙有些发紧，他尽量放柔了声音，但常年粗粝的嗓音依旧显得生硬，“我系阿昌，金山返来的…阿吉…阿吉他…托我返来睇下二老。”

“阿…吉？”老妪的嘴唇哆嗦着，重复着这个仿佛来自前世的模糊名字。

老头止住了咳嗽，浑浊的眼睛费力地聚焦在阿昌脸上，眼里甚至有一丝恐惧。

阿昌解开褡裢，取出一个沉甸甸的粗布小袋，里面是几十块银元和铜钱。他把袋子轻轻放在炕沿上。

“阿吉…在金山那边…好挂住屋企。他…他做事好勤力，少食俭用，攒埋这些…托我一定带返来俾二老…”

阿昌艰难地编织着谎言，“他…他系…系做事那阵唔小心…跌倒了…捱唔住…”

他终究没说出“逃亡而死”或者“被监工打死”这些更接近真相的词。

老妪伸出手，颤巍巍地摸向钱袋，指尖碰到冰冷的银元，猛地瑟缩了一下。

她没有哭，只是喉咙里像破风箱一样的声音。

老头盯着钱袋，看了许久，又抬眼看看阿昌，那麻木的眼神里终于裂开一道缝，涌出浑浊的泪水，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无声地淌下。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更深地佝偻下身子，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呛咳。

阿昌站在那里，手里仿佛还残留着银元的冰冷触感。

这沉甸甸的“义气”，此刻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口剧痛。

他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泥屋，身后是老头永不停歇般的呛咳声。

骡车继续前行，沿着官道，折向东北，朝着福建的方向。路越走越崎岖，山岭渐多，景象也愈发触目惊心。

驿道旁，常能看到倒毙在路边的瘦骨嶙峋的尸体，无人收殓，被野狗或乌鸦啄食。

偶尔路过稍大些的市镇，穿着破旧号衣、歪戴着帽子的衙役兵丁随处可见。

他们像一群群饥饿的蝗虫，随意地拦下路人商贩，巧立名目地勒索“厘金”、“捐税”、“孝敬钱”。

更令人窒息的是无处不在的鸦片烟毒。

几乎每个稍具规模的村落，都有一两间或明或暗的烟馆。

门帘低垂，里面烟雾缭绕。

门口台阶上，常瘫坐着些形容枯槁、眼窝深陷的烟鬼，眼神涣散，如同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

一次在粤东一个叫“松口”的圩镇打尖，阿昌亲眼看见一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男人，为了最后一口烟泡，当街卖掉了自己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女儿。

买主是个穿着绸衫、满面油光的胖子，丢下几串铜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哭喊的孩子拖走。周围的看客麻木地围观着，甚至有人低声议论着价钱是否公道。

这幅凋敝、绝望、被鸦片和苛政腐蚀得千疮百孔的帝国肌理，像日夜不停地锉磨着阿昌的记忆和神经。

他记忆中那个虽然也有苦难、但尚存生机的故乡，在眼前这片灰败死寂的土地面前，彻底碎裂了。

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像当年的他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明知是九死一生，也要挤上那臭气熏天的“大眼鸡”船，去搏那渺茫的“金山梦”。

因为留在这里，只有一条缓慢腐烂的死路。

进入闽粤交界的连绵山区，路更加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