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刘景仁先生）： 负责农场田亩、人员、物资及劳动券的记录与管理；兼理对外交涉文书及社员启蒙教育。

洋务代表（格雷夫斯先生）： 作为本场在官府及法律层面上的唯一合法代表，负责处理所有与白人社会相关的土地契约、税务、采买及法律事务。

洋务代表（傅列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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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所有土地，在官府的法律文书上，均注册于由洋务代表格雷夫斯先生控股的“河谷平原垦荒公司”名下，以规避加州对华人之土地限制。但在本场内部，所有土地及其产出，均为全体社员共同拥有之“公产”，任何个人不得私自买卖、抵押或转让。”

后面的农场具体的分配制度由傅列秘和刘景仁参考了欧文、傅立叶还有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作制度，详细分为两种。

想要短期工作，拿到钱回家的，设工头和劳动班组，扣除伙食费和住房费用后，每月20美元全额发放。

技术工种如铁匠、木匠、草药郎中等，根据其贡献与技术稀缺性，每月多的有40美元。

不过这部分人一旦数量过多，开支太过庞大，目前严格控制人数，优先招募想短期挣钱的技术工种，普通劳工除非是有多人保举品行端正，否则轻易不招募，目前人数仅仅六十多人。

其他人学习了欧文的“劳动券”制度，管吃管住，工作计券。由各工头每日收工后，在《登记簿》上为每位队员记录当日劳动券，并需本人按手印确认。

每十天，各队长将登记簿上交文书处。文书先生负责将所有记录汇总至《全场总账》，并于次日清晨，将过去十天的各队劳动券明细，用大字报张贴于食堂墙壁，全员公示，接受监督。

凡提出重大技术改良建议，如水利工程图纸优化、发现重要资源，或在对外行动中立下大功者，一次性奖励一个月到几个月的劳动券不等。

农场内目前的土地全是“公田”，统一开垦。等到开垦结束，便可以用劳动券购买土地、购买住房，或者想换成现钱，大致和拿钱工作的人差不多。

重要的是，将来私人土地之外的公产，还有按劳动券计算的分红！

这部分人已经接近两千。

经过解释，很多人也表示理解，有许多只是想挣钱回家的也选择了劳动券制度。

自己在农场每日工作，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到城里还容易挨打挨骂。

农场现在也采买了烟草酒水，可以用劳动券换，比外面还便宜些。

前些日子有临时有事的，或者提出要支钱回家的，也都按时兑付了，人心还算安定。

农场现在还有专职的采买队伍、守卫队伍、文书队伍、工匠队伍、医治队伍，分工明确，俨然一个内里封闭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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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乔治的笔尖在粗糙的信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

墨水是他在萨克拉门托城里那家唯一还肯向华人出售文具的杂货铺里买的，带着一股劣质染料的刺鼻气味。但这丝毫不能减损他此刻笔下的激情。

他所栖身的，是一间由华人劳工用最原始的工具，搭建起来的木板房。

与其说是“房”，不如说是一个仅能遮风挡雨的棚子。

唯一的窗户上，糊着一层浸过桐油的麻布，透进来的天光，昏黄而吝啬。

对亨利·乔治而言，这里比起烟雾缭绕的纪事报办公室，更让他感到振奋。

他已在这里驻扎了十几天。

作为《纪事报》的首席评论员，他本该歌颂着那些官员和政策，或者剖析着某些大公司最近的行动，又或是顶着编辑和老板的怒骂，抨击着市政厅那些见不得光的腐败交易。

要不是他的名气够大，人脉众多，很多读者喜欢，恐怕早就失业了。

自从在秉公堂读到那份由刘景仁、傅列秘等人草拟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土地与劳工权益的论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便让他再也无法安坐。

他抛下了城里的一切，只带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和满腹的疑问，在傅列秘先生的引荐下，来到了这片被主流社会忽视，却又真实上演着一场伟大社会实验的土地。

他亲眼所见的一切，远比任何文字的描述都更具冲击力。

他看到上千名衣衫褴褛的华人，在几个工匠和头领带领下，用最简陋的工具——铁锹、锄头、扁担、箩筐，与这片广袤的沼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搏斗。

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

只有沉默的劳作，和那在空旷原野上回荡的、带着浓重乡音的劳动号子。

“嘿咗！嗨呀！用力嗬！”

那号子声，简单质朴，却蕴含着一种移山填海的力量。

他们挖掘出纵横交错的沟渠，将积水排入河流。

他们用肩膀扛起沉重的木桩，筑起一道道抵御洪水侵袭的堤坝。

他们用最原始的智慧，辨别风向，观察水文，在这片被白人视为“无用之地”的烂泥滩上，规划着属于他们的未来。

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这里的组织形式。

这里没有监工的皮鞭，没有克扣工钱的账房。

所有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属于那个名叫格雷夫斯的前平克顿侦探。

一个身份同样充满矛盾与谜团的白人。

但实际上，土地的分配权，却掌握在垦荒者的手中。

“有田同耕，按劳计酬，功大者赏，怠惰者惩。”

这是刘景仁向他解释的、这片营地最核心的分配原则。

每一个参与开垦的劳工，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更是这片土地未来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