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象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帐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一下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未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