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

17记得我吗?

每当我回首旧日，重温过往，我仿佛总会看见一群人漫步于黑暗中。

——艾哈迈德·拉西姆

走出酒馆后，说故事的人群并没有散去，而是围在附近，站在间歇飘落的雪花中，彼此对视，期待有人提议接下来的另一场娱乐。众人就这样钉在原地，好像刚才目睹了一场火灾或街头枪战，此时不忍离去，免得错过接下来的好戏。“不过那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易斯肯德先生。”秃头的家伙说，他已经戴上了一顶颇大的软呢帽。“他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一大群人。我想只带英国佬，让他们有机会饱览我们国家的另一面。”接着他转向卡利普，“当然，你也可以一起来……”他们出发朝帖佩巴斯走去，有两个人坚持也要跟来，其中一位是个女古董交易商，另一位是个胡须硬得像刷子的中年建筑师。

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戴软呢帽的男人问道：“你去过耶拉先生位于尼尚塔石以及西西里的公寓吗?”“为什么这么问?”卡利普说，仔细端详那人没什么表情的脸。“没什么，只是易斯肯德先生说你是耶拉·撒力克的侄子。你难道没有去探望过他吗?如果由他来向英国佬介绍我们国内的现状，不是挺体面的吗?你看，国际人士终于对我们稍微有点兴趣了!”“确实。”卡利普说。软呢帽说：“还是你恰巧有他的住址呢?”“没有，”卡利普说，“他从不把住址给别人。”“听说他拿这些公寓来金屋藏娇，真的假的?”“没这回事。”卡利普说。“真抱歉，”男人说，“只是外面在传的，管不住别人的舌头啊!你没办法叫大家闭嘴，尤其是碰到像耶拉先生这种当代的传奇人物。我跟他很熟。”“是吗?”“是的，没错。有一次他找我去他在尼尚塔石的其中一间公寓。”“那是在哪里?”卡利普问。“那地方早不在了，”男人说，“是一栋两层楼的石造房子。有一天下午他待在那里，抱怨他很寂寞。他告诉我，只要我方便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可是他就是想要独处啊。”卡利普说。“也许你没那么了解他吧。”男人说，“我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需要我的帮助。你确定你真的不知道他的住址?”“我完全不知道，”卡利普说，“话说回来，大家认同他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软呢帽说，以此作为话题的总结。接着，他们又开启另一场讨论耶拉最新作品的谈话。

他们听见守夜人的哨音，在通往地铁站的明亮街道上，这个应该出现在贫民窟的声响听起来格格不入。众人转头，望着狭窄的街道上、映照在紫色霓虹灯光下积雪的人行道。他们转进一条通往加拉塔高塔的道路后，卡利普似乎感觉到街道两旁的楼房慢慢地往上逐渐聚拢，像是电影院里的布幕。塔顶亮着红灯，示意着明天将会下雪。此时已经凌晨两点。不远的某处，一家商店拉下了铁卷门，发出一阵嘎吱嘎啦的噪音。

绕过高塔，他们走进一条卡利普从没来过的小巷，踩上结了一层薄冰的黑暗人行道。头戴软呢帽的男人在一栋狭小的两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敲了敲破烂的大门。过了好一会儿，二楼的灯亮了，一扇窗户打开，从里头伸出一颗泛蓝的脑袋。“是我，开门哪，”戴软呢帽的男人说，“这儿有几位英国来的访客。”他转过身来投给英国佬一个尴尬的微笑。

上头写着“马尔斯假人模特儿工作室”的大门打开了，出现一个苍白、不修边幅、三十来岁的男人。他身上穿着蓝条纹的睡衣和黑色的宽松长裤，一脸睡眼惺忪。与所有的访客握完手后，男人脸上泛起一抹仿佛大家同为某个秘密结社成员的暧昧表情，然后带领他们走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室内弥漫着颜料的气味，到处都塞满了箱子、铸模、锡罐以及假人模特儿的各个身体部位。他先发给每个人一本自制的小手册，接着用单调的声音发表了一场演说。

“我们的工作室是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最早的假人模特儿制造事业。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已然成为土耳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