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根本性的区别，则是两汉在朝廷基本国策上的差异。这种国本差异，让两汉在统治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大不相同。

汉高祖开国之道，全凭自身的文韬武略，一路拼杀。期间打倒的王侯，数以十计。自降服秦三世子婴以降，高祖刘邦在一班能力过人的文臣武将辅佐下，先后诛灭各路诸侯，又击败了当时的世间最强者——“霸王”项羽，皇位可谓是全靠自身一手打下来的。

若从得国之正的角度来看，在张狂眼中，后世只有明太祖可以比拟。而得国越正，对皇帝的统治权威就越为有利。如此一来，在皇位传承中，天下人都必须共同尊奉刘氏为天子，让汉室朝廷的威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此时，由于秦朝建立时，迁徙天下富户于咸阳的政策，将六国的大姓豪强几乎一扫而空。故而在西汉的前期，地方上并没有什么过于强大的豪强。地方官员依靠汉室朝廷的行政力量，足以轻易的将地方州郡里，某些不太驯服的豪强家族拔除。

所以，西汉，或者称为前汉，因为有着刘邦留下的“非刘氏不王”政策，最大的问题，不是压制那些异姓官僚的野心，而是解决同姓王爵对皇位的觊觎。赫赫有名的“七国之乱”，并非唯一的例子。反倒是异姓大臣的谋反，终前汉二百年里，都显得极为罕见。

顺便的，若是在地方上出现了有力的豪族，州郡长官也有义务抑制豪强的发展，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压。

但是，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伴随着刘彻的雄心壮志，整个大汉朝廷的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推恩令”的下达，让刘姓诸侯王的力量被严重分割削弱，再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中央朝廷的诸侯王了。而武帝刘彻讨伐匈奴人的战争，不但耗尽了国库的所有财富，还让天下小民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

随着大批提供税赋的自耕农纷纷破产，大汉的国力一度严重下挫，以至于武帝刘彻最后不得不下达“轮台罪己诏”，来收拾国内的残破局面。

伴随着自耕农的纷纷破产，在乡间得以幸存的，自然是家底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了。借助朝廷对民家的收刮，破产农户的土地纷纷被乡间的豪强大户所兼并。由此一来，在秦末汉初，被始皇帝携破灭六国之威顺带拔除，而大伤元气的地方豪强，终于借机重新崛起。

受到财政问题困扰的武帝刘彻，虽然也想要对这些地方豪强打压一番，最终却为了支撑朝廷的运转，不得不选择公开向豪强大户们